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论“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序的文体特征

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盛唐文化诗性品质的内核,在盛唐诗序中也有典型表现。具体为:从君王到普通诗人对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前途充满高度的自信,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及宁静平和的氛围;展现出人们逸兴标举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及恢宏壮丽的惊人想象;也体现在衰颓乱世时,人们对盛唐充满无限的追慕。从文体演变角度看,盛唐诗序处于由骈体向散体演进的过渡状态,具有骈散交织的特点,具有追求华丽壮大、气势雄浑的诗性品质,是诗序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九大诗题

新诗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是让中国人成为现代人和让中国成为现代强国。诗的题材比体裁更有力量,更能直接促进社会的变革。当下应该重点关注九大类型的诗: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校园诗、城市诗和乡土诗是从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角度划分出的诗的题材类型。很多打工诗歌对城市文明怨气太重,城市诗人要热爱城市文明。乡土诗要更重视审美现代性建设,写乡土诗必须以诗人的身份说话。现代爱情诗应该包括抒写人的生物性情感的情色诗和人的心理性情感的情爱诗。适度的理性和智性,更能够让人"诗意地栖居"。政治抒情诗是艺术地表现公民政治情感的语言艺术,需要唤醒公民的政治情感。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论北宋使辽诗

北宋频繁派遣使臣前往辽国,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往往恶劣,诗歌中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他们在诗歌里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他们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往往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他们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时代·徐志摩诗·悲剧

对徐志摩诗的误读,以及对他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的浅层次诠释,至今仍然贻误着读者。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考察,以诗人艺术地政治介入,行进中的矛盾二重性,文化素养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去纠正历来对几首徐志摩诗的误读。并通过对徐志摩与三位女性的深度剖析,找出他与三位女性纠缠中深蕴的悲剧精神,以及此悲剧精神对徐志摩本身成功行为的一种再诘难。     

史蒂文斯诗歌的中国画意境

东学西渐,中国山水画促进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浸染着中国画意境,诗中有画,韵味悠长,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史蒂文斯将中国画元素化为诗的建筑,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功的转化,表征着史蒂文斯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同时也证明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定会促发新的文学观念的生长。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论苏辙的奉使诗

苏辙元四年为贺辽国生辰使,出使途中,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赴契丹途中苏辙充满了对异乡异族的陌生感,表现为对异族人情风俗与异域风光景色的拒斥和不接受,这是北宋“积弱”国势对时人心理状态影响的结果。到达契丹之后,苏辙对异族有了切身的了解与理解,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态度变得平和,并推出“久安和好”的良好祝愿。苏辙出使途中与到达契丹之后的态度变化,昭示了民族交往的一条规则:需要客观、具体、深入地去了解“他者”,方能更加真实地把握对方,方能逐渐达到民族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