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

本文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 ,认为突出呈现 ,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 ;超然物外 ,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的想象符号 ;精心谋略 ,提炼“富有意义”的具象性词汇、意指错位的句子和特殊的节奏复合成语言符号 ,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独有的“情感符号”。     

梁实秋的“钉子精神”

正34岁那年,梁实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打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项工作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梁实秋当时想,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翻译,不知哪年才能完成这项工程。思来想去,梁实秋打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很快,梁实秋物色了另外4个人和他一起进行翻译工作。那4个人分别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梁实秋打算,他们5个人,最少6年,最多用不了10年,便能翻译完《莎士比     

意境与梦境的纯美年代——简析徐志摩小说的意象与梦幻追求

徐志摩的小说别具特色,它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爱、美与自由的心灵抒写,是现实与梦境的迭加。在意象选取上因了满腹诗绪和诗化语言而充满诗情画意,意象化追求是其重要成分,其意象如镜子、季节、花、窗口等不仅富有浓厚的女性色彩,也更符合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情感发展,表现出徐氏小说在意境与梦境变幻中形而上的追求之美。     

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自觉

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徐志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925年底,徐志摩高度评价了沈从文的《市集》,这同时也是对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化叙述手法的肯定,对今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1926年底《筸人谣曲》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的自觉。但发生与自觉并不代表成熟,20年代末,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才趋于成熟。     

在全球化视野下阅读徐志摩的南国书写

徐志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通过对他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历程,从中发掘华人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爱情观、性别观、道德观的变化。1928年,徐志摩以他的旅游经验为背景,写作了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描写青年林廉枫旅居新加坡,受到大自然郁郁勃发的生命力感染,使他萌生了原始的欲望和幻想,明显具有反传统和受西方化影响的特点。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消费市场商品化包装了徐志摩及其作品,以这部作品为核心,联系对照其续篇《浓得化不开》(香港)及《死城》(北京的一晚),可以解读异域文化的"他者"如何召唤自身的原始情欲,也可以解读徐志摩以"食"与"色"表达对情欲客体的耽溺和主体的厌弃,以书写作为救赎和升华性本能的历程。     

穿西装的男人靠不住

时光倒流70年,穿着长衫的徐志摩,在民国小报出镜率最高,他与才女林徽因、交际花陆小曼之间谜团般的情事,也是民国时期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料。这也是不怕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会将彼此的情感纠结成曼妙的诗行,伤情也罢,快乐也罢,都随着长衫,都随着雪花,飞了,散了,去了。     

徐志摩的政治观社会观与英国文化之关系

徐志摩反暴力的渐进革命观、英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以及反工业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竞争的社会观的形成与罗素、肖伯纳、韦伯的思想及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虽然破灭了,但其不为追逐时代而抹杀自己个性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时代之伟大。     

论陌生化理论在徐志摩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本文将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陌生化理论的角度对徐的译诗在诗歌的韵律与形式,白话诗体与口语的使用和主题选取三个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志摩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做的努力与成绩做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求新求奇,在于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失去的美丽

我们永远只珍视失去的美丽,尽管这种美丽可能微不足道。人们总是很自信,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东西都可以重新拾起,但唯有逝去的时光我们无法逆转,而当我们翻开旧日的相册,往往会发现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