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我国治理通货紧缩政策的体制性约束

自1996年始,我国伴随经济“软着陆”出现通货紧缩迹象,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仍持续走低。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受阻于现行的银行体制、税收体制和供给体制等,因此应理顺税收体制、商业银行体制,调整供给体制,从制度建设角度发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作用。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悲金悼玉女儿诔——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之诗及其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文创作以歌咏女性为中心,以创新为特色,表达出“悲金悼玉”的主题,从而与《红楼梦》重要主题之一——反映“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关联起来,体现了为作者代言的功能。同时,通过贾宝玉的诗文,作者批判时人为功名而写作的异化心态,提出“尚古”的文学主张,主张回归士之精神本源,标立出对儒林传统的唾弃以及对文苑传统的回归。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