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标准、基金筹措及监管——以《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为中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具体可以分为生理性、资源性、突发性、社会性农村极度弱势群体。应根据收入变化适时调整保障水平,同时从制定依据、标准构成及保障线确定和保障线调整等方面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财政负担、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和社会捐助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涉及管理主体与具体操作方式、管理内容、检查监督机制及资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     

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转变和价值建设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无疑具有经济、法律和社会控制方面的意义 ,更具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深远意义。它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转变 :对家庭而言 ,是从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 ;对个人而言 ,是从施恩论到权利论 ;对政府而言 ,是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这些转变是对我国社会救助观念的重大突破 ,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和秩序。家庭的有限责任、权利论和普遍主义价值追求预示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救助价值转变同样重要的是价值建设 ,政府是价值建设的首要对象 ,大众传媒和专业工作者是价值建设的重要渠道。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转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具有文化价值方面的意义,它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转变从家庭的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从施恩论到权利论,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但上述转变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 ,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 ,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 ,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 ,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主要为 :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 ;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 ,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架起“希望”的桥粱——记沈从文孙女沈红扶贫助学的故事

因为编辑出版《凤凰政协十五年》的缘故,单位安排我负责“委员风采”这一栏目。于是,我便去信与在京工作的凤凰政协委员沈红联系,了解她扶贫助学的事迹。当时沈红去英国留学尚未回来（之后又去美国作了一年访问学者）,她母亲张之佩女士给我寄来了一大沓沈红近几年来联系和救助农村贫困学生与失学儿童的资料。根据张女士提供的救助名单,我实地寻访了部分在凤凰的被救助学生,从而牵引出了一大串沈红救助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学生与失学儿童的动人故事……一　　沈从文孙女沈红是凤凰县政协委员。　　１９９４年３月,沈红千里迢迢从京城赶回…     

流浪的小丰想回家

流浪儿童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四处漂泊的日子,由于其弱势地位,很容易受到各种伤害。由于各种特殊的经历,流浪儿童的心理受到很多不良影响,这不利于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不利于他们健康地成长。笔者在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习时便遇到了这样一群孩子,小丰（化名）就是其中一名。     

深圳将开展儿童大病救助系列活动

2009年11月,深圳市慈善协会籽推出“让爱助动未来”明星慈善夜系列活动。此次系列活动一方面要为大病儿童及其家庭募集善款、创造接受良好医疗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恢复健康,同时还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通过明星的感召力和媒体的宣传力量,推动普及儿童大病预防知识,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帮助“大病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社会法属性探讨——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补偿的界分及其价值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等多部横跨不同部门法的法律法规所关注的重要制度。有关其社会法属性的主要学说有社会救助说和社会补偿说,社会救助说的直接论证路径和间接论证路径都存在缺陷,而社会补偿说可以从制度发展、命名方式、思想理念、概念构成等多个维度得到有力阐释。社会补偿说的理论重述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既有利于维护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又能够在规范资金来源、扩大保障对象、划定保障范围、界定追偿对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及其政策启示

文章使用“城乡困难家庭调查”2014年跟踪数据,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结构和家庭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血缘和亲缘关系仍是我国城乡困难家庭最天然的帮扶网络,但官方社会救助系统的作用已超过民间系统,邻里朋友仅在血亲和官方系统失灵时起补充作用;基层治理结构对求助网络的城乡差异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求助网络呈现多元均衡的特征,但面临官方救助系统的制度性缺失;人口规模、低保资格两个家庭因素对城乡困难家庭求助网络有显著影响。文章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针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建立官民并举、多元协作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