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薛涛交游考略（上）

本文为作者新著《漫话薛涛》(待出版)中涉及成都女侍人与达官名士酬唱交流的部分章节。文章为薛涛其人其诗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考据资料。     

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

"八王之乱"的爆发、延续及其对于两晋政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不单受制于府主的行为和意向,而且也与众多幕佐的规擘和参与密切相关."八王"府佐今尚可考知近190人,加上辟请而未就官者,则超过二百人.他们的里贯、门地、幕职、仕历、事行等情况,实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八王之乱"乃至有晋精英社会的不可忽视的紧要资料.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士人网络与文献生成：陆游入幕新论二题

陆游入幕作为传统论题,备受学界关注,卓见发明甚多,迄今似已难以为继。本文从前贤时彦所罕及的两个方面出发,愿就此作新尝试。第一,陆游的蜀地幕府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熟习军务、拓殖人脉的契机,也对其后续仕进迁转有所助益。陆游早年通过仕宦、交游乃至政争等途径,建立起广阔繁复的士人关系网络,并藉此获得宣使王炎、安抚使张震、都大茶马兼权制司公事赵彦博、制使范成大等数任幕主之提携奥援,在入幕生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陆游居四川制幕期间,与幕主范成大并无诗作往来,二人的诗歌唱和发生于淳熙三年三月陆游出幕以后。部分学者关于“范陆幕府唱和说”的论证并不能成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关于范陆幕府唱酬的记载亦不可靠。     

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

陶澍在江南担任封疆大吏期间,适逢清王朝由盛入衰,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窳败甚深.于是,他辟设幕府,延请具有经世才能的人才入幕,对三大政进行整治与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陶澍幕府施行改革,兴利除弊,其形态和职能与专为幕主处理琐碎政务的清前期幕府完全不同,显现出新的特征,为当时第一个以经世闻名于时的新型幕府.陶澍幕府的出现标志着晚清幕府的发轫.     

“白马驿之祸”与唐末幕府文人心理

白马驿之祸是对唐末政局影响极大的政治事件。幕僚李振等人鼓动节度使朱温将唐朝廷中的30余名朝臣全部杀害。文人入幕是唐代中后期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多数幕僚在唐中期政治运行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唐末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在穷途末路时仍旧把持着铨选的权力,藩镇凭借武力凌驾中央之上,加之文人们的生存环境剧变,经济条件等也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因素导致了幕府文人产生了"尊幕府而弃朝廷"的心理现象,这一心理现象对文人的功利心、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此批得体——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正>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抚军手朱单,饬县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动。余曰:"吾无私,天可见,况上官乎!"阅四日,郑君谒抚军,归述抚军言,盛赞此批得体。始知有生员上控,批发苏州府亲提,重责注劣。郑君以上官许其能大悦。——《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梦榻病余录》卷上。汪辉祖首次以刑名幕友正式受聘,到浙江长洲知县郑毓贤幕府上班,就遇上一件棘手的案子。当地有个富婆周张氏,十九岁守寡,抚养遗腹子继郎到十八岁,当年八月准备为儿子完婚,不料头一个月继郎染病身亡。按照当地礼教和风俗,应该为没有后代的死者"立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