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

焦循作为综合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其《孟子正义》把朱熹、戴震“经世致用”的诠释理念提升到“自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一并实现了实证与创新并重、理论与经世并重的学术路线,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穷经、明道、救世观,在诠释理论和诠释实践中得到双重落实,也由此而使之以既不乏创新与发挥,更注重实证与贯通的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超越一般补苴拾掇的纯粹考据的典范之作。     

“内化正义”是何种正义?——试析柏拉图的政治方案

<理想国>开篇之后,迅速把前政治问题(幸福晚年)及一般性弱者政治问题(回报正义)提升到专门的强者政治问题(宪法正义),把焦点集中在谁应当握有领导权的问题上.柏拉图的方法论是类比,即"灵魂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灵魂化"的比较.据此,他提出了一种"内化正义"现.其本意是用这种"新正义"帮助日常正义的重新确立,但在民主社会中的人看来,"等级集权正义"正是最大的不义.     

伦理决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伦理决策具有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公共利益至上、决策责任四方面的科学内涵.伦理决策通过价值观来规范决策主体的情感和行为,指导其做出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公共决策,平衡协调公共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确保社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伦理决策价值目标的最高追求,也是伦理决策实践和认识的完美结合.     

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演变研究

当代中国的经济正义观大体上经历了＂劫富济贫＂、＂均中求富＂、＂先后共富＂等三种形态。经济正义观的演变体现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矫正原则、经济正义的实现手段、评价经济正义的标准、经济正义观的价值取向等六个方面。经济正义观演变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国外在实现经济正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实践与理论成就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的演变昭示我们：要维护和实现经济正义必须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最紧迫的是跳出功利主义的狭隘视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差异性社会与差异的正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与价值维度

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尺度,社会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历史基础和制度体系说明了我国处在"差异性社会"阶段,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大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差异性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有差异才有和谐,在(社会主义)差异性社会的基础上,"和谐"才是一个可能和必然性的目标.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差异性社会)决定了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应是"差异的正义".在实践"差异的正义"的过程中,制度公正是首要的,制度设计要以"最不利者"为基准;要坚持"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的统一;要警惕新平均主义的抬头,反对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城市化格局下西方社会正义理念的空间限度——从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批判的中观视角谈起

以资本地缘性积累与区域性集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其政治格局的建构必然服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规划。故而,用于维系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社会正义法则,将成为推动资本实现地理性最优配置并攫取最大利益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大卫·哈维立足于城市内差异性分布的不同群体在空间定位层面的冲突、城际间因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政治张力以及国家机构之于城市总体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以及三者同资本空间性生产与分配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剖析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浪潮中,社会正义失范的内在病灶。并指出,其实质毋宁是以资本“物”的尺度为出发点,而营造的城市空间图景,将资本循环的一元霸权凌驾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之上,从而使原本属人的正义概念异化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性策略。如此一来,具有普适意义的正义准则就囿于资本逻辑的狭隘限度当中,并于地理学维度成为钳制个体享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直接诱因。     

政治参与的价值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体现政治理性、政治正义、政治民主和政治宽容的核心价值。政治理性具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功能。政治正义主要可分为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两者不可偏废。政治民主要求完善民众自我管理的制度,并起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政治宽容有助于个体自由发展、化解政治矛盾和维护公民权利、保障政治系统稳定有序运行。     

中国公民正义评析

无论什么政治制度 ,什么经济制度 ,人类应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而这些基本价值应该可以概括为一种“正义观”。我们有责任使中国公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正义的存在 ,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从而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与环境美德伦理的结合--评陈红兵教授《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一直以来,环境哲学都致力于汲取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的养料,以形成自身有益于立法者和公众追求和谐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动力。环境哲学的重要起源之一是对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做出的基督教是现代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的回应。②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其一,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破除了开发自然的精神障碍;其二,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大规模开发自然提供了手段。他指出：“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③因此,环境哲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吸收融合东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如深层生态学即深受道家和禅宗曹洞宗的思想影响。如德韦尔和塞欣斯曾说：“当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已经从道家经典《老子》和13世纪日本佛教大师道元的著作中发现了灵感。”④奈斯更明确地说：“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⑤佛教思想文化是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近年来,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成果有显著增长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哲学传入我国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环境哲学资源,出版、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