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当性与国家正义

我们可以从正当性角度对国家进行评价,也可以从正义的角度出发来评价。那么,国家正当性与国家正义是何种关系?从正义这种美德或规则在人类社会合作中的地位来看,同时也从国家对社会合作的深远影响来看,国家正义是国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一个国家若要是正义的,就必须至少满足两点要求,即尊重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并且要平等尊重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考虑到国家正当性与国家正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点当然也构成国家正当性的前提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公平、正义、公正的概念辨析

厘清公平、正义、公正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相关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的.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我们会发现存在"平等—差别—公平"公平—正义—公正"等诸多逻辑圆圈.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与终点都是自由,它的内涵与进步永远是历史性的,我们对人类特别是中国的公平正义的未来应当充满信心.     

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

在穆旦诗歌1940年代最为重要的战争主题背后存在着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一种借以克服和"消化"残酷战争经验的现代政治意识。这一政治意识虽然难以摆脱当时自由主义群体及其民主自由思想划定的范围,但却进一步将穆旦引向现代政治意识的精神基础。于是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命题。在穆旦诗歌的社会总体图景背后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督教图景。由于战争经验的刺激,穆旦经历了从历史正义到超验正义的精神突变,但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一种诗性正义。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为他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想象提供了相应的道德内涵。(1)     

工程风险分配:从资本维度到伦理学正义维度

工程风险是人类不愿面对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如何使工程风险分配实现人类最大的善,工程风险分配之思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工程风险分配之思经历了从经济学的定量化方式到伦理学的非定量化方式的转变,即从资本维度到责任维度,再到正义维度.基于工程风险分配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考量,厘清了工程风险分配正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无疑对指导工程活动实践与工程风险合理分配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正义的肯认与自我的二分

在霍耐特的理论建构中肯认是一种制度性美德,也是分配正义的目的,这种目的不限于分配所隶属的经济领域,而关乎个体自我的建构。这一建构的特征是平等主义的,因此霍耐特称为"平等的伦理生活"。霍耐特这一肯认理论面临某种不自洽,遵循截然不同的两个原则而建构的自我无法统合到同一个自我概念中,这种不自洽无法以纯理论的方式解决,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某种结构性特征。     

伦理正义:公共精神培育的中国进路

培育公共精神、凝练核心价值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相应的伦理诉求多趋向于制度、秩序或规范重建,而制度、秩序与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以执行者的道德正义为前提,"人—制度"的逻辑悖论又极易催生伦理正义诉求的价值陷阱。难题破解必须诉求于伦理生活中自由而自觉的道德主体,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群体因知行合一的独特气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生成的伦理引擎,成为人民大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起搏器"。其发生与发展依赖伦理生活中的两种力量:一是以公共事件为契机的公共精神教育;二是政府主导的伦理正义体系。其中,先进群体是前提,公共事件是媒介,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是保证。     

论张载哲学的环境伦理意蕴

张载哲学思想饱含深刻丰富的环境伦理意蕴,其本体论强调“太虚即气”,认可自然的本体地位;其认识论认为人通过自身感官作用于外物,获取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是有 限的,只有“德性所知”,才能“过人远”;其人性论主张用心体物,如果不能体物,则改过迁善,使“气质之性”中的恶返本于“天地之性”的善;其伦理观则强调“民胞物与 ”,祈望以博爱之心对待人与自然万物。     

《太平经》法哲学思想研究

《太平经》从“三统”论出发，赋予道、德、仁宇宙永恒法则的义涵，为实在法确立了正当性基础；从阴阳理论和“贵生”“乐生”思想出发，指出刑罚在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基于现实的需要，刑罚的运用不可避免，关键是要遵循必要原则、罪刑相应原则以及不得连坐原则；从报应论与神判论出发，强调枉法裁判、滥施刑罚的执法者在现实社会中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处罚，但终究无法逃脱减寿乃至子孙遭殃的报应，而且死去以后，其亡魂仍须入土府接受阴神的审判，由此完善了正义的实现机制。《太平经》的法哲学思想带有道教教义的鲜明印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内蕴。     

批判中的死刑:威慑力辩驳与正当性诉求

死刑的威慑力本身是个体的主观认知和体验,只要人类的恐惧基因还存在,它就是一个无法和无需证明的经验常识。社会大众需求死刑不同于国家的立场即满足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而在于报应后的社会正义恢复,这是民众的主动诉求。笔者认为,死刑的适用和废除都必须谨慎,我国目前保留和慎用死刑只不过是基于国情和民情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