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学生合乎德性的价值观探析

"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对幸福的最终定义,也是最终追求。此幸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而是最高的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现代青年价值观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道德标准多样,思想过度自由。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青年如何拥有合乎德性的价值观。     

教育领导的德性范畴与培育途径

学校教育领导的德性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所形成的以道德品质为基础的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习惯和道德操守。他们应该具备:关爱师生、热爱教育事业、公正、廉洁、奉献、改革与创新等基本德性。就教育领导的培养来看,由于德性更多地体现为内在的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德性就是外在规范的内化。教育领导通过内化的品质而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在教育领导实践中形成自律精神。培养教育领导的策略有外在教化、实践锻炼、自我约束和形成信仰等。     

江门学派的中正自然、德性自由理念及其思想影响

道体在二程的新儒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认识心体的重要参照物。基于道体的特征,二程提出了以"公"释仁及以"体用一原"的体用关系来阐发心体。陈白沙在二程新儒学理论的基础上,既阐释了心体"中正"的含义,又在"体用一原"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自然"的自然之学,使中正与自然之学成为江门学派的两个优秀品质。刘宗周在自然之学的基础上从"意"为心之"定盘针"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德性自由的理论。陈白沙之后,江门学派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依次传承,江门学派的中正、德性自由的理念是黄宗羲反君主专制理论在思想层面重要的理论来源。黄宗羲在明朝末年提出了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德性、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他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其德性幸福观能对人们有所启迪.     

论政治形态的生存焦虑及其消解

从发生学角度说,任何一种生存焦虑的发生都有其主体性根源和客体性条件。从性质上判断,积极心理学意义上的生存焦虑,乃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试图摆脱外界压力和困境、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的心理—精神反应,这种生存焦虑有助于人们产生积极摆脱困境的意志和行动。在现代性语境下,最有政治哲学意义的是政治形态的生存焦虑。从产生此种焦虑的主体性根源和客体性条件看,在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政治充满了渴望和希望,又对错用和滥用权力的社会现象充满了忧虑,于是善意和良知视阈下的政治诉求便被普遍地建构出来。在摆脱政治焦虑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成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将政治提升为一种超越权力和资本的核心力量,也即通过相关于政治的观念论、信念论、德性论和实践论,将观念、信念和德性规范化、制度化,以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充分运用政治的力量,实现人们孜孜以求的终极之善。     

从现象学到伦理学:致思社会舆论的两种范式

对社会舆论的“沉思”可有日常意识和现象学两种,前者极有可能起于经验、感知而止于议论;而后者则致力于把握社会舆论的“是其所是”,借助先验还原给出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本质还原”,其旨趣在于把握社会舆论的“真理”。除了将“真理”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借以显现出社会舆论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是“场域”思考。只有将现象学中无人称、无主体的社会舆论还原成具体场域中的“现象”,它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有机联结才能得到确证和澄明,从而为“归责”奠定基础。社会舆论伦理学本质上乃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正当性博弈,而伦理学就是要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接受舆论、改造舆论等行为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指明一种正当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可能的,并为此提供德性论和规范论建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