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立德树人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及重大的现实意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德树人必须抓好切入点和着力点,要明晰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要锻造过硬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道者,要创新立德树人的方法和手段,要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同时,高校也要对哲学社科工作者加大扶持力度,保障其立德树人功能的发挥.     

“立德树人”是素质教育的灵魂——素质教育内涵哲学解读三题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素质教育必须促进学生初步社会化,社会化教育的灵魂是“立德”;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素质教育要坚持以学生的自觉能动性为本,提升学生的“认识、实践、精神”要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现阶段要求素质教育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左传》“戒色”“从礼”之妇女观

《左传》作为一部誉有“先秦叙事散文之最”的文学名著,其中不乏一些形态各异、丰富多样的女性人物。《左传》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无不本着“劝惩”的目的,或通过记述众多贪色、乱伦、淫乱者之恶行的严重危害与恶劣后果,或对妇女相关礼法的直接阐释和具体事例的宣扬,以警示后人“戒色”“从礼”。     

国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尤其是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其中有些学者比较深刻地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观点,或对这些重要观点作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国外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自然还是初步的,但瑕不掩瑜。国外研究者尤其是学术界毕竟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讨且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有助于国外今后继续研究这一课题,并对当今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一些参考价值,甚至对我们今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交伦理思想内容探析

习近平在外交思想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合”理念,在其与各国密切联系、休戚与共、共同发展,互利互惠、互帮互助的交往理念与交往过程中,展现了丰富的外交伦理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将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和谐世界”观,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观,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大国责任”观等外交伦理思想凸显得淋漓尽致。     

《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

大同小康之名源出《礼运》,今人大多单论二者的时代意义,却鲜有人去梳理它们在文本脉络中的意义。在《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只是礼运行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开来,它们的意义也只有在礼的整体运转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礼运》明确描绘了礼的四个运转阶段,除了大同与小康,还包括周衰礼坏与大顺。大同与小康述说了五帝三王相变易的过程,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而从周衰礼坏到大顺又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下降与上升朝着不同的方向,目的却一致,旨在表达礼的阴阳转旋之道。在礼的阴阳转旋过程中,大同、小康既道明了过去历史之实,又树立了未来礼义大顺的标尺,百世不易。     

马基雅维里的新道德——对《君主论》第15章的一个哲学分析

论文基于对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一书的结构的深入分析,论证了第15章在《君主论》一书中的承前启后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论文着重分析了第15章中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学方法原则,并深入论证了他基于这一方法原则所构建起来的“新道德”。论文最后还对马基雅维里在16-19章中的一些具体的道德论述,按照他的“新道德”观做了分析和阐明。     

凉山彝族地区刑事和解的运作研究

刑事和解的理念与价值已得到学者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不少国家都结合国情建立起适合本土司法实践的刑事和解制度。本文构建起一对分析模型,即纵向三角结构的权威模式和横向线性结构的协作模式,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刑事和解运作——德古调解和检调对接进行了考察,指出德古调解是典型的协作模式,而检调对接属于权威型和解模式。德古主导的刑事和解实践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不少冲突。从长远来看,应通过修法允许德古调解对国家制定法的适度背离;近期可操作性的办法则是从刑事和解程序和效力等方面消弭德古主持刑事和解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