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主要是社区成员主体意识的培养。通过更新传统观念、发展民族教育、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不只是民间艺术的舞台展演,也是社区成员常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体验。这种意义的乡村旅游才有可能走向可持续发展。     

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教科书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问题。中日政府商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工作虽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中日之间依然存在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障碍,但两国学者以关于战争责任的基本共识为前提开展的学术讨论,对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有建设性意义。法德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认识,具有借鉴作用。     

论张载礼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与现实意义

为了应对严重的时代危机,张载礼学在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礼义上升到人性、天理的本体层面,既为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寻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超越的"天道性命"落实到了个人的修身实践和社会教化使命之中.在"明体达用"的前提下,张载有效地兼顾了儒家礼学的超越性和时代性,从而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慈·忍·变

在黄老道术中,慈忍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达到了“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只是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洼,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者永远的、心甘情愿的报答和捍卫。     

古代的家训

中国人自古就特别注重庭训、家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我国历朝历代的著名家训、家规中。正因如此,重德修身的古代家训、家教传统才能在后世子孙中传承和发扬。曾子杀猪教子、     

孟子的丧葬思想初探

作为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对于如何处理死者形成了自己的丧葬思想,成为其思想体系尤其是民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丧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丧葬、强调厚葬久丧、反对以人殉葬以及对丧礼的来源、服丧的条件、丧葬的功能与改变葬俗之认识等方面.孟子的丧葬思想反映了其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仁、礼、孝与性善成为他丧葬观的基础.其丧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善德文化的发生与传承

善德文化因善卷而产生,萌芽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善卷推辞舜帝禅让,不慕权势富贵,自立更生,其高尚的人格,受到先秦诸子和后人的仰慕。隋代樊子盖为倡导善卷之德,将善卷的隐耕之地枉人山(枉山)改名为善德山(德山)。从此,"善卷"便成为常德地方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进入新世纪以后,常德市将"德行天下,和谐奋进"作为自己励志图强、展示信心的口号,使善德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善卷善德文化的现代价值论

作为道德人物的善卷,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先秦诸子的话题中的,庄子称其为千古隐士的楷模.秦汉以后人们进一步丰富了善卷作为隐士的形象,并强化了他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一面,善德文化得以形成与发扬.善德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楚文化和后起的湖湘文化相融会,并成为其中最耀眼的文化因子之一.在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善德文化中的创业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以及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值得弘扬.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