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缺效的伦理学释解——兼论伦理学的对象与使命

道德教育是伦理学的实践载体,伦理学是道德教育的理论依据。道德教育最终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关键在于其是否建基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即能否发挥不同伦理学理论攻关的合力。伦理学的对象与使命是辨识与通达不同伦理学主张的首要问题,也是考察与分析道德教育缺效的学理致因。合适定位伦理学不同理论在道德教育中的应有角色,是提升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可能理路。     

论发展伦理学的“生根与发芽”

发展伦理学的产生和跳跃可以清晰地梳理为"生根与发芽"这两个阶段,传统经济发展观、生态伦理发展观为发展伦理学创造了交错纵横的"根",而真正使它"发芽成长"的则是当代哲学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本文从时间角度入手,清晰地梳理了发展伦理学的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一些认识和想法。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内识：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心学作为儒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了重重流弊。牟宗三曾大力彰显性体,以性体保障心体客观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作用有限。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与道德相关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因素,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与仁性相对应的是心学系统,与智性相对应的是理学系统。仁性和智性都可以决定成德,但功能不同。仁性的作用在于内觉,以发现自己的仁性。智性的作用在于认知,具体又可分为外识和内识。外识是对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内识是对内在道德根据的认识。启动智性,发展内识,对仁性这一道德根据加以真正的认识,才是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论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

律师在从事执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性与社会期待、当事人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三个方面的伦理冲突。本文运用波特图式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律师存在职业伦理困境是因为他们所坚守的价值观念的不同,所具有的内在的伦理原则的区别以及所选择忠诚的对象的差异。本文基于波特图式的分析,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提出应当坚守程序正义至上,以及有条件的当事人利益至上的职业伦理原则。     

二程理学与德性伦理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日渐增多,但对儒学德性理论的探讨则明显不及.以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洛学中的伦理思想为例,其"新儒学"、"理学"与德性伦理是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的.与西方相关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品格追求、道德楷模、道德根基等学说进行的比较说明,二程洛学以至儒学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地位.     

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

近此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已对文学作品中人文精神匮乏的状况深感担忧,部分学者各极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图有补于文学创作.在这种氛围下,系统地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德行领导的社会文化根源解析

领导者选择何种领导风格和具体做法,受其民族文化和时代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组织的德行领导包含遵守社会规范、正直廉洁、关心下属成长、仁厚诚挚四个因子,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蕴含着德行领导的基础,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传承下来.这种社会文化根源也决定了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同样需要实施德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