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的辩证统一——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中的“阐释逻辑”

长期以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占据着我国阐释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利奥·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较少受到重视。其实,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理论在西方阐释学史上地位重要,它与本体论阐释学共同构成当代西方阐释学全貌。在贝蒂的代表性著作《阐释的一般理论》中,他将"价值"作为其整个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由此进而将客观性区分"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指出阐释活动是通过"意义形式"为中介,追求"理念客观性"的辩证性与公共性过程。从"阐释逻辑"所要求建立的确定性、开放性、收敛性、可接受性等立场出发,对贝蒂阐释学理论基础部分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并借鉴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丰富和发展"阐释逻辑"本身以及推动中国阐释学思想体系构建都具有启发意义。     

老子的道论与《内经》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道为创生天地万物之本原的道论体系,老子的道论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古代学术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重要影响。《内经》全面地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并在医学实践的基础上对道论作出了新发展,使得老子的道由形而上的哲学之道,向下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科学之道,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德行为进路看先秦儒家养心观的何以可能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通过赋予心的道德性,主张以现实的德行为进路,从人文道德出发,将个体之心从日常现实生活上升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超越存在,通过内外双重养心践行实现从现实的个体之心到充盈于天地之间的超越之心的转换,最终重建起一个符合儒家价值评判标准的社会秩序.     

为官清正廉洁 为人敦厚仁恕——吴廷翰人品志略

吴廷翰是我国明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本文根据其家谱中有关资料,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吴廷翰的为官政绩和为人品德     

田野中“何物存在”——以人类学实在观为焦点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形成关于对象文化的认识.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以致忽视必不可少的认识论考量.不幸的是,这一倾向在目前的人类学界仍然很普遍.在此背景下,本文借田野中"何物存在"这个问题引出关于人类学实在观的讨论,在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情境中审视实在论的困局和不可避免的建构性,进而从理论的维度反现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四种实在现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现的建构与反思创造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陶醉在沅陵安静的乡土里

正如果能撇尽乡愁不管,我不得不说,正如沅陵这怡人的山山水水一样,挂职的日子既是安静的,也是实在的。学校有熙攘的人群,更有朗朗读书声。而挂职的日子里,更多的是安静,有辗转难眠的安静,有走在乡村山路上的安静,也有自己独自思考的安静。就是在这种安静之中,我得以驻足欣赏沅陵的大美山水和绚丽人文,领略了"酉山遥入望,苍色自千     

“伯牛有疾”现象探析

孔子在探望其德行出众却罹患"恶疾"的弟子伯牛时,曾发出"斯人斯疾"以及"亡之,命矣"的慨叹,伯牛因此被后人视为行善而遭祸的典型。世人在言说"伯牛有疾"时,通常将其与"颜回短命"、"子路菹醢"、"子夏失明"等相提并论。它们折射出的哲学省思是:天道是否定然福善祸淫,人的穷达寿夭与德行究竟有无关联,如何审视所谓的"天命"对于世间人事的影响等。在此意义上,"伯牛有疾"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孔子乐天知命、不怨天尤人、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伯牛有疾"现象最为积极的诠释。     

民初政党政治与公民意识

政党政治是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当民初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上的时候,隐藏在国人深处的臣民意识顽强地产生了各种“抗原”,如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悠久的权谋政治传统、对公平正义的曲解、私德冲击公德的行为习惯等等,这些“抗原”导致的“排异性”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的健康和活力。基于此,完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推动民族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提升,才是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