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沙龙

张伟平:我历来的追求与理念完全一致,就是树要古、山要深、水要清,溪流要迂回,最后落到一个词上,就是画面要干净。所以,你看我在画里面对美的认识表述得很清楚,没有不明不白之处,也没有混混沌沌的污浊之处,更不会有模糊审美意象的结体与用笔用墨。这正是我对待事物自然美的态度,也反映出我的本性。我是怎样认知也会怎样去画,绝对不会在运笔上糊弄过去,也希望能够清清楚楚地摆出自己的审美理念。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德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以文化类课程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德语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空间.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德语学科应主动承担起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加强跨文化研究,扫清中德之间交流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构建互联互通、立体化、多层次的德语人才培养体系.     

论箴体的生成及其文体意义

箴体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这一文体具有很强的规诫意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虽然远离了规谏活动,但大都依然保持着规诫性质。箴体最初是大臣用来规谏君主的一种方式,魏晋以降箴体的撰作主体与规谏对象均发生变化,箴体也分化为官箴、私箴与咏物箴。这一演变表明箴体参预现实的功能得到加强。随着创作主体及规谏对象的渐次变化,箴体由最初的韵语文体向散文转化。同时与箴体性质相近的还有戒体、规体。规体始于元结《五规》,最初是以散文形式流布的,规体也有以韵文形态存在的,如《弟子规》。早期的戒文分为自警类的韵语戒文和家戒类的散文式戒文,自警类的戒文是撰者对于自身所提出的警戒,家戒主要是家族长辈对晚辈提出的戒告。后世戒文除这些形式之外,还出现了下级对上级及平辈之间进行戒劝的形式,此外还出现物事戒文。     

《孤独者》人名英译语篇同构体

本文利用功能对等理论和语篇对等理论分析了<孤独者>译文中汉语姓名英译的语篇制约因素.个案研究发现,译者遵循的基本策略是音译方法,但原本中简单的小说人物姓名在译本中却呈现出多种耐人寻味的同构体形式,它们融合了作者和译者艺术风格.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拓扑转向

拓扑学的引入是哲学社会科学当代进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拓扑学的"同胚性""连续性"和"关系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拓扑学思维洞察了哲学思想在差异性生成的过程中存有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运用拓扑想象力理解日益复杂和变幻无方的社会世界.拓扑转向的过程本体论、非线性认识论和关系主义方法论,为未...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陈柱散文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及文学史价值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陈柱,一生著述甚丰。他的散文研究述及中国散文史、散文分类、散文创作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出于矫治时弊的意图,陈柱以“学术”内质和“文学”外式的体用关系构建了散文理论的基石;以此为基础,他尝试以“文言”和“质言”划分散文体类,探索归纳出中国散文的内部类型;与他的散文理论相呼应,陈柱将六经视为后世文学的源头,提出“体尊质衰”的散文史观。他将后世散文之弊归因于“尊体”的结果,主张以先秦文学为散文范本。陈柱以融汇经史子集的广阔视野来审视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后来的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史书写。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