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柯庆施早期的军事生涯

徽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荟萃，而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应该是一位重量级人物。柯庆施是歙县南乡竹溪村（俗称水竹坑）人，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徽州民居美学特征的探讨

文章以徽州民居为审美客体，以作者自身的审美经验出发，比较和分析了徽州民居的美学特点，探讨和总结出徽州民居典型的美学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意象，有助于现代建筑创作的审美取向。     

伉俪富豪的徽商品格

货殖养家 同出一辙的生活背景 本文男主人翁汪松亮先生出生于徽州婺北一个名叫漳前(现隶属于安徽休宁县)的村落中一个属于新安(即徽州)旺族但却家道中落的业儒世家，先世由休西岭迁左源，再迁漳前，出过不少达官显贵，尤以积善累德称著。然因漳前村座落于万山丛中，山多地少、地狭人稠，所产常不足以自给，而汪松亮的父辈有四兄弟，同辈又有三兄弟，些许的田产房屋无法承载大家庭中如此众多人口的衣食温饱，因家境所迫，     

徽州传统民居的象征文化探源

建筑的象征文化，就是通过一定建筑符号，昭示出一定的“建筑意”，即通过建筑本身所体现的一种建筑文化来传递精神意义。文章从徽州传统民居的布局、结构、装饰、细部特点等方面来阐释中国传统民居的象征文化，进一步探求了在现今要求大量、快速生产的建设条件下出现的建筑文化的断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