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乡土”的关联——论萧红与师陀乡土想象中的现代诗性

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即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询。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萧红与师陀的独特性在于,对于生命感性与个体意识的叩问与反思成为其作品中的现代诗性的主要源头。在"乡土"与"自我"内在关联的建立上,他们站在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同时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本文主要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两部作品为例,对两位作家建立在本体性存在基础上的"现代诗性"进行比较分析。     

“心所同然”与“各有会心”——宋明以来诗学中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方法摭谈

宋明以来文人对诗歌进行的主观性评点和鉴赏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一大景观。其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诗人"心所同然"的知音式共赏,还表现为"各有会心"的个体性解读。究其原因,除了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和"六经注我"为代表的诗学阐释传统,还包括宋明理学、心学背景下,由"尚意"到"尚味"诗学精神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诠释"倾向。其后,在清代学者毁誉参半的评价体系下,古代诗歌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朱子学的身体哲学再诠释

朱熹理学的"体"兼具主、客体属性,既指被认识的"天体"和"心体",也指作为认识活动知觉主体的"心体",还包括这种认识活动据以呈现自我的"身体"。天体与心体是同构的,主体在完成外向"格物"后,"体认"工夫就转入"身体"内部,通过"持敬"而实现。朱熹理学的价值取向是在"身体"中/上完成的。朱熹"体用"思维也是比附"身体"而产生的认识论。因此,朱熹理学是一种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     

从心、性分言到心性合一——先秦儒家性论思想演变模式简探

儒家性论思想在先秦经历了从心、性分言到心性合一的模式。"心"字于西周时期很少与其他身体器官并举连言,其道德性亦不明显;春秋时期,心的意涵得到丰富与拓展,逐步向标志主体性特性的哲学范畴演进。"性"字于先秦主要经历了从生到"眚"的演进,金文"眚"字既具有甲文"生"字状物、摹物之特点,又因其向"性"字的过渡而具有了"心"生"形体结合的某些特点。在郭店简阶段,尽管心、性皆为内在之物,而且用法也较为含混,但整体上仍然呈现出了心重于性、心性渐为合一的思想趋势;在孟子阶段,由于其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路,使心、性范畴得以真正被联结了起来,从而让心性合一模式在此正式形成。     

新时代高校基层统战工作“五心工作法”研究

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凝聚方向,做到围绕中心;强化问题导向凝聚共识,做到提振信心;推进工作创新凝聚力量,做到下移重心;建设统战文化凝聚人气,做到温暖人心;完善体制机制凝聚智慧,做到共筑同心。基层统战工作这“五心工作法”推进了凝心聚力和协同创新,为基层统战工作筑牢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构建了新时代高校基层统战工作推进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美学中的悟性说

妙悟是中国美学的认识方式之一,在有的论者那里被当作最根本、最重要的认识方式。妙悟活动是以人本来具有的生命智慧来观照,生命的本源性是推动妙悟活动的内在动力因素。这一本源的觉性即中国美学中常说的“悟性”。“悟性”是体,觉悟是用,审美妙悟是由悟性发出的认识活动。     

邵雍天人之学视野下的孔子

历史上,孔子一直被视为达致最高生命境界的圣人,而实成为生命境界哲学突显后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对其为圣人的所以然,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北宋邵雍即对此有其独特理解。在他的天人之学视野下,孔子之为圣表现在:与大宇宙一体无隔,跻于天地境界;确立妙契春夏秋冬四个昊天生化万物宝藏的、浸润鲜明人文历史理性精神的、成就理想人生的《易》、《书》、《诗》、《春秋》四个宝藏;为“万世之师”,开拓出一种面向千秋万世的人生伟业。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