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限度探析

刑罚本质上是一种,确切说是对犯罪的惩罚。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应当尽是使刑罚节俭,尤其防止刑罚过剩与过度。同时,刑罚的适用受刑罚目的的制约,不能毫无节制,而应有限度的适用。刑罚的适用要坚持惩罚与人道 主义相结合、罪行均衡和刑罚谦抑     

传承与嬗变:社会权可诉性的多重面相

"民生"是中国式的权利话语模式,是社会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表征.尽管社会权是否可诉依然存在争论,但世界各国社会权实现巳存在多种成功模式.社会权可诉性路径不仅包括司法途径也包括准司法路径,然而社会权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大量投入,存在"限度"问题.国际社会用"最低限度"标准衡量社会权实现程度.社会权可诉性义务体系是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在内的完整义务体系.     

从《红楼梦》书名的英译看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书名英译的难题折射出了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但可译性限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增强而逐渐降低的。从这个趋势来看,文化意象的翻译应尽量采取异化手段法,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文意象,如果“意”“象”不能两全,则取“象”而舍“意”,即保留源语中的意象符号,期待中西文化的融合使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而逐渐理解其文化内涵。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探析

法律基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是甚为广泛的;但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权利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合理限度范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文认为,在界定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时。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加以综合分析。     

新公共管理的组织结构限度及超越

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形成了一种分散化、独立化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本文在分析新公共管理组织结构限度的主要表现、成因和症结的基础上,阐释了超越新公共管理组织结构限度的三种理论谱系.     

从《吕刑》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看其可译性

《吕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言刑专文,是国内外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珍贵原始资料之一。由于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在《吕刑》的英译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在罗志野先生和杜瑞清先生的两种译本比较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说明论证《吕刑》的可译性及其限度。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从伦理学视野看新闻控制的实质与限度

新闻控制的限度即对新闻控制本身进行必要的控制。然而,新闻控制的限度在哪里?即适度控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些原则性的讨论。新闻控制的实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因此关于控制的限度问题,实质上考察的主要是新闻控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问题。新闻控制限度的理论含义就是让新闻自由不要超出它不应超出的范围,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因此,新闻控制的内在精神是保护新闻自由的实现,不是要缩小新闻自由的正当范围。而且,构筑新闻自由边界范围的"篱笆",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范,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约束、限制、干涉都是不合理的控制,这就是现实的新闻控制限度的根本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