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可译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是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可译性问题的实质是: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而非能否可译的问题。本文拟从语言在语义三角形中的关系出发,对可译性问题所涉及的可译性根据、可译性限度、以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作一番梳理和讨论。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乡村的限度表达——以北京Z村的果农进修班为例

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农村发展政策越来越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重视."大学生村官"是作为"外"的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和作为"内"的乡村社会自下而上吸纳的结果,但是形式上的"内外结合"却在乡村表现为"内外分离"的景象,"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并没有与乡村真正融合,能参与的事件和发挥的作用都有边缘化的倾向.有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对于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的是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探析——再读《人类理解论》

洛克在对认识主体能动性和从知识的确定性到人生确定性的探讨中蕴涵着丰富的理性主义因素。但是,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主要来自经验对认识过程的限制以及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两个方面。     

试论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凯斯.R.桑斯坦作为美国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家之一,以独到的视角归纳总结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部分涉及宪法适用争议的复杂疑难案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即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基于美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及特定的政治环境而产生,对于某些复杂、疑难的宪法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从而促进了审议式民主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类似于美国的多元化的社会现实,而司法最低限度原则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后现代解构的限度

后现代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中国哲学界、文学界、艺术界注意的一个焦点。其主张理论的模糊性,追求不确定性,无层次性,反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的多元性等等。表现为无深度、无中心、自我指涉、游戏性、多元主义、无视雅俗文化界限。在后现代解构一切的文化策略下,我们应该看到解构是要有一定限度的,文学必须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行政权的边界——“崔英杰案”的法理学考量

崔英杰案暴露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紧张关系，其间所蕴涵的行政执法权限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以公民生存权为代表的基本人权，是行政权限制的首要因素。行政权应当在制定法的框架下运作，并且行政权运作所依据之法律是良法。行政权的德性限度是站在积极的立场下，从促进行政权有效运作的角度对行政权演进的一个前瞻。     

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即指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原文信息被传达的程度。文章从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出发,通过比较《茶馆》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具体翻译中译者应持有的原则和方法。     

论紧急避险中生命法益的衡量

紧急避险作为一项重要的犯罪阻却事由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其法律性质、成立标准以及限度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尤其是在面对素来被认定为至高价值的生命法益之间的对立上,应当如何进行衡量便成了一个矛盾集中的问题。通过对紧急避险的性质与法理依据、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以及紧急避险中生命法益对立的探讨,紧急避险中生命法益对立与衡量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为了保护更大甚至是同等的生命法益时,生命法益是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的,但同时也需要进行严格的限制与慎重的判断。另外还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紧急避险制度阻却了犯罪的成立,行为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依旧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限度与适度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害人或第三人有明显过错的,可以减轻经营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