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理念提出以来的争论及反思

"三交"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做出的发展。然而,"三交"理念自2010年提出以来,学界就如何解读其内涵、如何在实践中施行的问题上分别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一些不当,乃至错误的思想观点,在社会上造成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其中一些至今仍在蔓延。回顾这两次争论的基本情况,反思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三交"理念的科学意涵,也有助于为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     

日日新生活

新生活里肯定有新,最低限度也不会与旧的生活画上等号。虽然不敢说新生活日日有新,但看上去总会有些不同,你起码得屁颠屁颠着,一路小跑着,一生忙活着。多年前,我家对面的房子住过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工人,女的也是工人。他们像所有干活的人那样,早出晚归,所不同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弄回些新家什。这也算是普通人的劳动果实吧。那年头,每家每户的日子没什么两样,整天为一日三餐忙着,却梦想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这三个大件。我的邻居在那年头玩得如鱼得水。他先是推回来一辆崭新的加重"永久",一有功夫便摆在院子的正中,使劲擦呀擦呀,围     

论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及其理论限度

纯粹法社会学将可检验性、一般性、简明性、有效性和原创性作为理论科学性的判准。排斥心理学、目的论和人的因素的纯粹科学是其方法论上的核心追求。文章依据其理论逻辑,分析其理论建构过程,认为其对法的概念界定、法的类型区分及计量标准建构和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这些限度表明,纯粹法社会学片面强调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分析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限度,对于将法规则和人的行动纳入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大批居留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为了践行文艺大众化,开展了长达三年左右、声势颇为浩大的方言文学运动。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还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方言文学都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在1949年前后,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却受到质疑。原因在于方言文学合理性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弹性符合程度。     

环境容量——一种实效的可持续规划与评估方法

可持续发展概念自从1987年被提出以来,已被全世界普遍认同并成为人类发展重要的衡量标准,可持续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要求规划师、建筑师以空间的思维同时解决环境、经济和社会3个方面的问题。自然系统本身是可持续的,地球上的能量来源于太阳的照射,使整个生态系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人类活动     

语言文字结构与可译性限度

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可译性限度的存在主要是语言文字结构差异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其中语言文字结构包括文字系统、语音系统以及结构与语用相结合的审美修辞系统。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可译性限度问题,分析比较两种语言结构的独特特点,试图寻找解决途径。     

青年人如何增强自制力

自制力是人类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自制力的强弱,标志着一个人的成熟程度和文明水平。青年人增强自制力就要遇事多想后果,善于节制欲望,必须学会忍耐,尽量避开刺激,及时转移注意力。     

论我国证券市场中政府监管的改进

2005年《证券法》修订以后，确定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为政府监管为主，配合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性监管，然而，分析我国现今证券监管体制，不难发现我国政府部门为求证券市场的“稳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仍然没有放开，在政府监管体制下，作为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产物的证券市场不能够充分显现其自身特点，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样的监管体制带来了许多问题，责任承担落至小股民身上，监管措施不够科学及时有效，亦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最适当的监管。     

养老保险：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限度

在养老保险计划发展过程中，尽管公共与私人养老保险相伴而生，但政府则一直是养老保险的主要提供者。时过境迁，私人养老计划的成长与壮大不断地吞噬着公共养老计划的领地，一部分国家实行市场化、私营化的养老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都不同程度面临着改革的挑战；一部分国家仍坚持传统政府供给为主的模式，但在人口结构急速老化的时期则会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如何把握养老保险私有化的限度则成为改革中的重点。政府履行其作为基本养老金提供者、宏观调控者和市场监督者的职能。市场则需要在提高养老金供给方面发挥优势。     

贤能政治:意义与限度

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联系.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