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不可量物排放关系中的容忍义务

在我国,虽然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容忍义务,但已有运用容忍义务规则处理不可量物排放纠纷的司法判决。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多有在其民法典相邻关系部分明确规定容忍义务的条文,这为我国一些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所借鉴。司法上,判断容忍义务限度的根本标准是＂妨害轻微＂,判断妨害轻微的最重要的客观标准是＂公法上的排放标准或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容忍限度的标准可能会被其他因素如排放行为的社会效用等所修正。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

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深层理解,可以分为两大内容：早期的哲学一经济学思考赋予了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称之为资本逻辑I;“资本论”时期展现出资本逻辑的经济学一哲学内容,称之为资本逻辑Ⅱ,两者统一于异化劳动的哲学性质,;乓本质就是人类实践。资本逻辑反映出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方式,会被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内容所取代,具有历史性限度。     

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限度

信息技术大规模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引发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等风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信息技术僭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手段主导目的会导致人新的异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被遮蔽的后果。信息技术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辅助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相对于信息技术具有超主体性地位。应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指向,通过突出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等实践策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     

略论马克思的科学抽象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抽象生动地描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根据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借助集合的运算描述了抽象的方式,利用广度和深度抽象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抽象的进程,通过对抽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说明了抽象的限度,根据抽象的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阐述了抽象的性质。     

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及其文化限度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创造性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有其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和道德理由.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律性发展,致使社会理想的乌托邦视景消失,从而现代人的交往方式趋于工具理性化,生存模式陷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人类需要考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对市场经济作必要的文化制约和道德规范,自觉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     

学校处分权的行使及其限度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学校被诉案件,反映了学校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现实冲突正在加深,也暴露了学校处分权行使中的非法治化、非适度性。对此,必须加强对学校处分权行使的约束与限制,构建合理的法律制约机制,以达到合理与合法的最佳契合。     

行政道歉的法律化及其路径

行政道教只在我国极少数行政行为侵权法律中出现.但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的行政道教却处于自发与非法律化的状态.行政道歉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彰显,是塑造行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行政道歉法律化有广泛的现实诉求和深刻的理论逻辑:在法律性、公共性与道德性之间寻找行政道歉法律化的限度;基于我国法制特点在立法体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探索行政道歉法律化的路径.建立全国层面的行政道教制度,必须将行政道歉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     

论新生代小说的狂欢化叙事

狂欢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受中国市场化社会形态影响的结果。新生代小说叙事的狂欢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想象两个方面：在语言方面,新生代小说将诗性的先锋语言与口语化的新写实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轻快、飘逸的狂欢化语言,并表现了新生代作家们对历史的重新解说;在想象方面,新生代作家们反抗宏大叙事,以诗意的想象冲淡历史与现实的残酷性。但是,极端的狂欢化并不利于新生代小说的发展,狂欢也是需要限度的。     

论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鲁迅、朱光潜等学者就共同认定:中国不但没有悲剧这种文体,也缺乏这种文体赖以存在的悲剧精神。钱锺书以《诗可以怨》作了一篇有力度的反潮流文章: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一样,都推崇一种悲剧精神。中国正宗的诗歌传统渗透着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而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文体的民间文学则弥漫着大团圆的乐观精神。《诗可以怨》阐发出中国正宗的文学理论显扬悲情的传统,纠正了认为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看法的偏颇。但如以悲剧精神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无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文本几乎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忽略中国文化排斥悲喜情感片面分化的中和特征,也会陷入谬误。在这方面既表现出钱锺书理论合理性的限度,又显出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认为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