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心和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京市崇文区志》已于2004年出版发行,获得各方面好评。《北京崇文年鉴》已连续出版六卷,多次获得全国奖项。《百年崇文图鉴》及《崇文区史地文化丛书》的出版,受到普遍欢迎。     

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禁忌与语言——一项都市民俗志的调查研究

传统商镇是农业社会中初级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必然既具有农事活动的文化特征,又是初期商业文化的我体.本文是一篇民俗志,主要从信仰、禁忌和记数语言三个角度展现一个传统古镇各行业的文化生活.     

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

徽州俞氏在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实为望族。婺源西冲俞氏乃其中之一支．始迁祖为16世俞世崇。其先世原居婺源县市．因“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始迁至此。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谈谈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思想

翻阅今天的商业报刊,各种管理理论汗牛充栋,但现实的问题是,真正在科学、系统的管理理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卓越企业并不多见,由此产生的卓越管理者更是少之又少。中国有太多的生意作坊,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有太多的老板,却没有多少职业经理人和有效的管理者。什么是有效的管理者,就像杰克韦尔奇之于通用电气,稻盛和夫之于日航,郭士纳之于IBM,     

《滇南盐法图·安宁井》的图形与技术文献志研究

本文使用图形阅读与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国家博物馆的一级收藏品<滇南盐法图>中的第五帧图画"安宁井"进行了研究.第一,对<滇南盐法图>的作者李苾进行了初步的考证.第二,通过图形阅读,对<滇南盐法图·安宁井>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第三,对云南几十种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纵向梳理了安宁井从汉代到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科技文献的图画类资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个案研究.     

伪造的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

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不仅其序大而无当,而且其中将别蚌寺(哲蚌寺)和米堆寺误认为是两个寺,将大召寺、菊岗寺也误认为两个寺,这使人很难相信作者"宦藏地久".另外,该书作者李梦皋生平并无其他文献可佐证.有清一代,拉萨亦无厅之建制.更重要的是,这本自称完成于1845年的书,其诸多程站记载,竟与1907年出版的日文书的一部分雷同.而这一部分的内容是19世纪70年代末印度间谍南·辛格进出拉萨的路线记录.其中,几十个地名,竟然连距离和里数也基本吻合,由此可证,所谓李梦皋所撰的<道光拉萨厅志>应为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