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西域地理图说》库车、沙雅尔户口数勘误

本文据<回疆志>相关记载,指出了<西域地理图说>库车,沙雅尔户口数的错误.     

试论唐代域外题材小说的繁荣及成因

从现存的唐人小说看,无论是琐语杂谈式的笔记小说,还是藻汇可观的所谓"传奇",都常常对域外奇闻轶事津津乐道,这使得小说在写作题材和风格上都超逾了前代.唐代的域外题材小说形成了"志怪传奇"与"真实平易"两种写作风格.唐代域外题材小说的繁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唐王朝繁盛的对外经济、通畅的文化交流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域外、了解域外的平台,这是推动域外题材小说繁荣发展的外在动力;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独特的时代精神成为他们写作域外题材小说的内在动力.     

革新与图治: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1865—1869)

在晚清政府思变求新的趋势下,徐继畬由于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通达了解而得以入职总理衙门.然囿于总理衙门的行政管理方式,徐继畬起初作为总理衙门大臣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早期系统地介绍国外史地知识的权威著作<瀛寰志略>却因其地位的改善而价值突显.徐继畬在同文馆进行的系列改革,虽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遭受失败,但这些努力却奠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因此,徐继畬作为晚清士人思变求新努力的一个缩影,在近世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论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对待意志自由上,总体上有宿命论倾向,但它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强调道德意志的作用,承认人的道德意志是自由的.儒家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从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行为实践中的"力命并举"、道德评价中的"志功结合"、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等方面来阐释意志自由问题.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民俗志的学术定位和书写

本文对近年来民俗志书写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新探索作了初步梳理,指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对于创新民俗志书写模式、增强民俗志书写主位视角和对话功能的意义以及"感受之学"在探寻民俗志独特学科品格上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