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办学平台 精心培养技能人才——广州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技能人才培养纪实

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上,东道主广东队以团体第一的优异成绩独占鳌头。其中,来自广州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的三名选手发挥出色,吴史云、李志忠分别获汽车修理工高、中级组第一名,李炽良获汽车修理工高级组第三名。技能冠军们有着怎样的成才之路?广州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在汽修人才培养上有什么独到之处?本刊记者通过对广州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的采访为您做出了回答。     

孔子“仁”学体系的基础与提升--以《论语》为中心

论文对以往学界以训诂方法考察《论语》中“仁”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仁字应该是人与人关系,后来才有价值倾向。在此基础上,作者按逻辑层次,从《论语》文本出发,逐一解析“仁”的意义。论文认为孔子对“仁”的意义更强调外在对他者的影响,为达到“仁”的目的,孔子设计了很多规范。与时人观念不同,孔子认为“仁”不等同于才干,与职守不一致,它是一种大爱,事功成就施诸外界社会。孔子仁学体系可以概括为：孝—忠—仁—圣发展模式。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想像力

审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想像力的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匮乏与聚讼不已的现代性有关。具体来说,是与科学所倡导的理性思维有关;也和政治话语下的文学创作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哈剌哈孙传》看《元史》列传的问题

《元史》列传的编纂和史源问题是元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已往研究多关注《元史》列传取材于元人碑文,尚未探讨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元史·哈剌哈孙传》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前代修史方法不同,《元史》有的列传直接取材于碑文,这是明初修纂《元史》的政治需要。取材碑文却未及甄别,使列传带有对传主歌功颂德、讳言真相的痕迹,不能真实地记录传纪人物的活动,并多有漏载讹误,使《元史》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史料汇编。今人在利用《元史》列传时要具体分析,同时把补正《元史》列传的错误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去做。     

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

西南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及政治原因而致传世文献较少,因此石刻资料在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时爨氏是南中主要政治势力之一,但正史的记载多有短缺.通过解读新近发现的<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补正了爨氏世系、唐代爨氏事迹,基本解决了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数及罢废时间等史地问题,可以补充两<唐书·南蛮传>的不足.     

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

庚子事变中,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位浙江籍官员因主张剿匪议和,被清廷诛杀.东南社会以<新闻报>、<申报>等为舆论阵地,严词抨击清廷的内外政策,表彰三人之忠肝义胆.其灵榇抵达上海后,上海社会各界为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此现象一方面凸显了南北业已存在的政治分野格局,同时起到了强化东南区域认同、巩固东南互保成果的作用,是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各种矛盾交相作用的典型个案.     

皇权政治背景下的奇特景观:忠文化与关羽崇拜

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推行"忠君"文化,倡导关羽崇拜是其重要环节。历史上,关羽一度是以"义""勇"形象出现在世俗社会中的。后来被塑造成"忠"的典型而加以顶礼膜拜。明代对关羽的崇拜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清代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忠君文化终于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浅析杜甫夔州时期的社会关怀

以杜甫寓居夔州时期社会关怀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杜甫社会关怀的忧国意识和忧民意识 ,认为其忧国意识表现为对国家前途和李唐政权命运的关心以及对外敌侵逼和盗贼蜂起的严重焦虑 ;其忧生意识表现为反对李唐王朝诛求政策和对饱受战乱摧残不能自存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此基础上 ,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社会关怀的特征是以夔州而知天下 ,居夔州而悯天下。     

基于SWOT分析的河南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各省域信息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河南省信息产业发展具备的优势与劣势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可使河南信息产业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优势,较好克服劣势,准确抓住机会,有效回避威胁,进而提出有效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