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政治背景下的奇特景观:忠文化与关羽崇拜

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推行"忠君"文化,倡导关羽崇拜是其重要环节。历史上,关羽一度是以"义""勇"形象出现在世俗社会中的。后来被塑造成"忠"的典型而加以顶礼膜拜。明代对关羽的崇拜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清代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忠君文化终于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浅析杜甫夔州时期的社会关怀

以杜甫寓居夔州时期社会关怀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杜甫社会关怀的忧国意识和忧民意识 ,认为其忧国意识表现为对国家前途和李唐政权命运的关心以及对外敌侵逼和盗贼蜂起的严重焦虑 ;其忧生意识表现为反对李唐王朝诛求政策和对饱受战乱摧残不能自存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此基础上 ,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社会关怀的特征是以夔州而知天下 ,居夔州而悯天下。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中国历史上虽没有西方那样激烈的宗教冲突和信仰论争,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信仰精神和信仰概念。儒家的许多范畴都包含有信仰的涵义,它们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信”体现了信仰的执著精神,“忠”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敬”体现了信仰的行为外观,“诚”体现了信仰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诚”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仰的独特理解     

廖燕“愤气”说研究

廖燕的"愤气"说将经验层面的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上升至对形而上的诗学本体论探究。它将宇宙的原始生命力和主体创作动力相统一,从根本上把宇宙之道、自然意象、创作主体、艺术语言相贯通,形成了契合生命之道的创作主张。自此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从简单的动因说、成因说转向了对艺术原生语境的挖掘,并生成了更深广的文艺创作现象范畴。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编纂考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罗振玉从天津到北京为王国维经纪丧事,并提议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罗振玉被推为总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即得以编纂印行。《观堂集林》与王国维手订“补编”首度合刊,《静安文集》虽未得及时列入,但搜集集外文的工作也已开始。赵万里在遗书编纂中厥功甚伟,罗振玉门生与诸子也在编校和补正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遗书对整体呈现王国维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王国维家人后续生活来源提供了一定保障。赵万里后数年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对罗刊遗书作了新的勘误、结构调整与文献增列,后出转精。罗振玉为王国维编纂遗书功高而不居,与其晚年与王国维交恶而带来的负疚心理有关。作为第一部具有全集意义的遗书,罗刊遗书奠定了此后诸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应得到充分估量。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王符的社会批判性治国思想

本文对东汉王符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进行探索,从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以学为基"的教化思想中,探寻其社会统治思想主张,以期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