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日忠义观之异同

同样的文化渊源却因环境的不一而有不同的内涵。“忠”与“义”虽同属儒家文化的内容,却在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忠君思想”是贯穿中国古代的至高思想,在“忠君思想”一统中国的年代,能与之稍作抗衡的是“江湖义气”,但“忠”始终凌驾于“义”之上。在日本,同源与儒家文化的“忠”与“义”虽然在字义上与中国并无太大区别,但武士的“义理”却经常可以凌驾于“忠”之上。     

试论儒家的“信”何以能“忠”——儒家本体与工夫互涵互释的一个案例

儒家强调“忠”,要求人们能够与人忠、与己忠,但只有通过“信”才是可能的,因为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对别人忠,首先要有信于人,竭尽全力,信实可靠,让人放心,让自己安心.有信于己,才能见信于人,不信则不足以爱人.通达自己,则一定能够忠于天地万物.信在言与行、主与客之间发挥一种统一和联结的作用,它打通本体与工夫、消除物我,因而既成为尽忠的一项修持工夫,又是人之为人所应该守护的根本.忠信统一,合德并称,而可通达天道自然.     

"对赌"语境下异质股东间及其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平衡

当对赌协议进入履行阶段,目标公司只能以减资方式履行回购义务势必会侵害到目标公司的分配自由,因此,公司法需明确资本维持原则的双重含义,得以在保护债权人的同时,归还目标公司本应享有的分配自由;投资者与原有股东间以合同的形式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安排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只要不具有负的外部性,外力不应加以干涉;目标公司董事会对合同义务的履行并不影响其在忠慎义务下对其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针对股权回购式对赌的履行问题,公司法可从资本维持原则的准确运用、合同自由的充分尊重和忠慎义务的切实履行等三个层面,合理平衡异质股东间及其与债权人间的相关利益。     

论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与疏漏简

原始儒家忠道观念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是爱国与忠君的结合。其中包含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权利与义务平等、抑君申民等内容。但是,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因为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正是这些疏漏给了后人篡改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机会。     

成都武侯祠宋可发《重修忠武侯庙碑记》的史料价值和书法特色研究

成都武侯祠现存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可发撰写的《重修忠武侯庙碑记》极具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特色。在内容上,它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记录了清初武侯祠建筑布局、文臣武将群体设计以及祭祀礼制上的重大创新变革;在书法上,它展现了独特的书法特色,碑体整体恢宏,形神兼备,是清初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而由女性书写的巨型碑刻,在现存的历代碑刻中也极为罕见。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

宋初惩五代礼崩乐坏之弊,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内容涉及对忠节观的崇尚、夷夏观的重塑和仁义道德的推崇等方面.其中,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宋代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以"春秋精神"褒贬五代历史,著成<新五代史>,并主张以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来整治天下.在北宋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尚忠节、崇礼义之风.     

西方悲剧理论搬入的反思和我国"悲"、"愤"理论体系的继承

西方悲剧概念和理论搬入我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这种搬入与我国固有的“悲”、“愤”艺术理论体系不合,且造成了我国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学界概念的混乱,而混乱的原因又主要来自西方。因此,若要建立我国自己的与之相关的现代理论体系,就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悲剧学说搬入完事,即便是由“搬入”进化为“引入”,经过了我们的咀嚼消化,它们也不适合作为基本的主干理论。要建立基本的主干理论,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理论体系。     

论高校教学评估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高校档案是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的真实记录和凭证依据。因此,高校档案中蕴藏着的极大潜在价值和开发价值的信息就成为服务教学评估工作的具有重大社会效益性的信息源泉。而开发高校档案信息资源,应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历史性与实效性并重的原则以及多样化开发档案信息的原则。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秘书说话不败的“锦囊妙计”

在秘书的职业生涯中,服务领导对秘书丰富阅历、增长见识、提高素质、促进成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秘书工作虽然风光体面,但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需格外小心、倍加谨慎。本文拟结合自己的秘书工作经历,谈谈日常服务领导工作中说话时需注意的问题。一、谏言不轻言,做到守忠如一。为领导出点子、提建议、当参谋,是秘书人员的重要职责。但何时谏言、怎样谏言、谏什么言,大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