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的致思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开放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提出了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指明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方向,奏响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乐章。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并以基本要求、布局安排、实施路径构成了其逻辑体系,彰显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包容性与竞争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鲜明特点。     

循心中热望 筑精神家园——试论《月亮与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的形象

本文旨在分析毛姆小说中画家思特里克兰德的形象.从天才与世俗、原始与文明、灵魂与肉欲的冲突中展示人物在这矛盾两极中的价值取向,剖析人物循心中热望构筑精神家园,最终叛逆社会、献身艺术的心路历程.     

“我思”与“我在”的辩证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他的"我思"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笛卡尔的怀疑思辨哲学无疑是刺破中世纪黑夜的理性之光,他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然而他的理论缺陷也恰恰在于他的"思"与"在"的二元对立。     

思果的翻译观略述

思果是著名的散文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在其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摸索出了别具一格的翻译理念,他主张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字的优势来从事翻译事业,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1）“抵抗式”翻译,即抵抗英文的“侵略”;（2）中国的中文,即用地道的中文来翻译。     

笛卡尔普遍怀疑中的上帝、数学与恶魔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中做出了著名的普遍怀疑,它为第二个沉思中我思的发现及确立提供了前提。理解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建构及其困难,必须以理解这一怀疑活动为基础。围绕其中上帝与数学的关系,恶魔假设的性质、功能以及范围产生了诸多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认为,对感官性东西的怀疑通过恶魔假设之前的怀疑活动就已经完成,而恶魔假设只是加强了这一怀疑,并没有怀疑数学和上帝。在恶魔假设出现之前笛卡尔对于上帝与数学的讨论,才是第一个沉思最为困难的部分,在其中,数学和上帝虽然没有遭到怀疑,但却并不具有确定性。这一看似矛盾的两难关系突出反映了建立我思的前提与困难。同时,笛卡尔对上帝、数学与恶魔的复杂处理也构成了他对早期思想的自我批判,因而具有枢纽性的意义。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霍译《红楼梦》

根据翻译美学的原理,从美学视角分析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探索译者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的艺术美,即文学美、音乐美和建筑美。     

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与现代性——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学的现代性反思

不同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所产生的艺术领域的"神的衰落",俄罗斯的圣像画恪守着拜占庭传统,在东正教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审美欣赏层面,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都不同于从文艺复兴开始转变的西欧宗教绘画。从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但俄罗斯没有西欧那样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因此现代化进程较为独特。俄国作家在创作中通过对西欧"他者"的观察,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像学刻画了圣人形象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俄罗斯人在现代性体验中的迷茫、信仰和痛苦,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了人在神性消失的现代世界中如何寻找意义。     

论文学理论主体

文学理论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一个前提.作为研究者的文学理论主体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家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文学理论家在研究过程中的致思方式,至少可以从理性思维、能动性、问题意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他们的主体特征与素质修养,也会影响到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式、过程与结论.     

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