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构建和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思考

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分工,在生产关系较为落后的经济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家庭福利的作用.但是却把女性置于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弱势地位,并使男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分工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分工问题的研究,必将为建构一种新型的家庭分工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复仇者与救赎者——社会性别研究角度下的《坏小子》

采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对韩国导演金基德（Ki—duk Kim）执导的影片《坏小子》（BadGuy）进行解读，分析了男女主人公行为的社会性别属性及其与自然性别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两性气质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根源。通过对人物进行社会学、心理学层面上的考察，挖掘出男主人公的复仇行为背后的救赎意味及其所反映出的导演的创作意图和道德立场，希望对当代社会的两性关系提供反思。     

从和谐管理理论到和谐社会的机制分析

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在回顾和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在复杂多变环境下基于智能体的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的和谐机制,指出智能体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谐管理就是要改造和实现一定的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实现社会智能体“以人为本”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     

论责任动机与偏好动机的共存

康德的责任动机理论是其备受争议的主张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道义论强调责任动机,拒斥各种偏好动机,从而将情感等要素排除到道德动机范围之外。但是,在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中,责任动机和偏好动机的关系是共存的。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主体条件差异：信息性别分化的主要原因

信息分化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凸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从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的信息分化的现状及表现,可知,信息主体条件差异是性别信息分化的主要原因。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基于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研究

在一个简单的二级供应链系统中,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收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通过修正、扩展FS效用收益模型,先后考察并分析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协调状态,研究发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和公平偏好系数及收益份额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收益共享契约才能使系统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状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得到供应商和零售商行为偏好系数对供应链及成员最优订货量的影响;最后进行演化博弈算例分析和结论验证,体现了该协调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由此说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同时作用会改变系统供应链协调时的最优订货量,并对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