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论平路小说中的性别与政治——以《东方之东》为中心

平路从首部小说《玉米田之死》创作以来,其浓烈的台湾情结与政治关切贯彻始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涉及性别书写,在《行道天涯》《百龄笺》《何日君再来》《婆娑之岛》等小说中不断实现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跨越。《东方之东》中细腻挖掘女性空间、呈现女性不断书写的意义及描摹复杂的两性关系,通过故事、信件、简报、小说等不同形式的叙事话语,众声喧哗,在古与今的虚实交错中呈现性别关系、父子关系、台海关系等诸多复杂的纠葛,平路始终如一的台湾关怀跃然纸上。     

从素朴的平等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中国社会性别观的形成与变迁

早期人类社会的性别分工基于生理差异,两性之间是一种素朴的平等。随着婚姻制度的变迁、封建礼教的完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形成,压制并束缚着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起点。以此为界,之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女权革命阶段,此阶段主要受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着力于批驳传统封建性别秩序,争取妇女平权;之后,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将争取妇女权融入到争取民族权与争取国家主权的目标中,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     

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创作质量颇高,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构建自己的历史书写体系。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与完整。那种缺乏性别视阈,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

在影响妇女男孩偏好的因素中，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夫妻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且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的男孩偏好起着弱化的作用。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     

论沈家本的良善刑法观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刑法应当是良善之法,既要稳定、统一、明确,又要权时而变,保障人权及平等,并阐述了良善刑法的产生及实现条件,这些对于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立法及司法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矫正正义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探析

教育公平缺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一部相对完善的制度不仅包含给予每个主体平等的起跑线,更应该关注由于制度设计、个体差异和占有资源等原因引发的结果不公正,并通过矫正性制度设计,确保结果的相对公正。因此,应通过教育资源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矫正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从而逐渐增加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而教育资源的配置应通过矫正来补偿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结果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