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传播作用解读

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社会转型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边缘人"群体.由于这种边缘的社会地位,在城市文明的传播中,农民工有着双重的传播角色,通过不同的传播行为影响了传统束缚下的农村社会,对农村信息平台的构建有着先导和示范作用.但同时,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传媒环境的制约,其传播行为又有一定的混杂性和低层次性.如何更好的发挥农民工的传播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信息平台,这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领构建作用以及政府机构的协调管理职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伦理的要求既包括现世性的要求,又内含终极性要求。其中,现世性要求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或称效益精神,终极性要求则体现为以人为本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现世性价值集中表现为通过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体的经济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倡导合作规模经营等途径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其终极性价值则在于对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肯定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要求与终极性价值要求的统一。     

《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性自命出》是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它与《中庸》一起最早提出性命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学。其以气说性虽非其独有,但以情说性却是其最大特色。其以生说性,则揭示了儒学的根本特征,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其性之善恶说,实是性善论的初期形态,且已明确提出"性善"说。性的实质内容是情,而情是情感。论者常以情为"实"义,其"实"义亦是指情,即实情。因此,它从正面高度评价了情的地位与作用。其情感说已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理论基础。它提出心有志有思,由思而定其志,实现其性,已具有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性自命出》的作者,有三种可能,子思的可能性最大。     

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评估

对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只给出了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有效的争利卸责,在政策中附加了种种限制性规定,导致农民工难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现行政策结果是,社会财富出现新的逆向调节,从农民工流向城市居民,从社会底层流向中上层,农民工未受益先受损,并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而言弊大于利,中央政府应及时负起责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谋利性代理的特点,摒弃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思维,尽快出台政策,使养老保险能够真正使农民工受益.     

J.M.库切与历史权威的对抗

库切对历史问题的思考立足于对当下南非和整个人类历史境遇的忧虑,以颠覆大历史的权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要指向.他一方面揭示了历史的虚构性、意识形态书写和不可再现性特征,另一方面,他的历史观中呈现出某种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在对文明与野蛮的暴力循环的审视之中,表达出一种对新的历史伦理的呼唤.     

论马赫哲学观点形成的自然科学历史条件

马赫的哲学观点从认识论方面而言,是纯粹经验论的。马赫哲学观点的形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关系甚为密切,从而为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发展的观点提供了实际例证。     

论中国画的表现性

表现性的本质是意向的升华和艺术活动中艺术作品和审美意识的相互作用。绘画的表现性更能体现艺术家的个性特征,更能唤起人们对于美的认识。本文重点研究的是探讨表现性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所采取的方法为比较研究的方法。把表现性和再现性放在一起加以研究,更能体现出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更好地突出了绘画的表现性的重要作用,从而看出表现性比真实的再现更有意义,更具有艺术价值。     

浅析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

随着当前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内涵不断扩大,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出现了许多矛盾与碰撞。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建设与物业管理的协调发展,必须解决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探索社区建设与物业管理相融性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生态美学：现代美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生态美学是基于主体间性理论的具有生态活性思维的美学范式,它吸收中国古代美学的合理内核,对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机械思维进行修正和超越。生态美学的研究,对于新世纪的美学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必将成为现代美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论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维度

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既包括观点,也包括方法;研究者迄今为止大多只关注前者,对后者则注意不够.时于今天的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来说,实际上恰恰只有方法具有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而观点不过是达到特定人生境界的研究者对特定的研究方法加以运用的产物.因此,在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探讨和利用中国资源,与进行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一样,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寻章摘句",而是实现对自己和被探讨对象的方法论自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歪解歪批"而实现真正推动文化哲学研究顺利发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