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社会学结构性缺陷

作为边缘学科,法社会学具有二元性———法学性和社会学性。在西方理论界,法社会学的社会学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研究视野上具有社会学色彩和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社会学实证的经验研究方法;其法学性则主要表现在它研究法律问题时基本上沿用了法律研究中的一套基本范畴。而在国内,由于绝大部分学者的学科背景是法学,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缺乏社会学性,这造成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缺陷。     

假设开发法评估土地价格应用理论与分析

土地是房地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土地作为一种高价值的商品,对其价格的评估十分必要。假设开发法在房地产估价实务中运用得较为普遍,本文通过对假设开发法在土地价格评估中的实例研究,分析土地价格评估的步骤与方法,总结房地产估价实践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要正确处理校院关系

伴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我国高校逐渐开始实行校院二级的管理模式.国内关于二级学院内涵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国外对高校管理体制等内容的探索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珍贵财富.正确处理高校校院两级关系是加快进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其重点在于处理好校院两级的人权和事权、校院两级的财务和分配、院校两级教学科研关系等等.     

价值观量表开发与应用现状及开发方向探析

把价值观作为消费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市场细分变量,其前提就是要开发和运用价值观量表来测量消费者的价值观,但目前学者们开发的主要是总体价值观量表。根据总体价值观量表在解释和预测消费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首先,应着重开发消费领域的价值观量表及不同产品领域的价值观量表;其次,应在明确所要分析的消费行为内容的基础上开发量表,即在应用导向下开发量表;最后,要从目标价值观和信号价值观两个方面来开发量表,而目前开发信号价值观量表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策略的研究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管理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很多,主要有:(1)单产变化;(2)价格变化;(3)新技术或新知识变化;(4)农业投入水平变化;(5)政府政策变化;(6)法律变化;(7)消费者偏好变化,等等。通过权衡风险和收益,采用适宜的管理策略来规避风险,提高收益,形成了一系列非确定性关系下的风险决策方法。联系河北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各种主要的规避或减少农业生产风险的方法和策略,如利用偏相关系数最小的方法选择稳定的生产项目;采用多种经营以分散风险的组合策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灵活性的诸多措施;利用二次规划以建立风险最小而又能保证一定收入水平的最优规划方法等。     

数字平台经济监管困局与破解路径

当前平台经济面临监管思维滞后、传统监管模式路径依赖以及大国竞争加码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困局。如何构建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是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需要探索的核心问题。平台经济的监管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结合ESG等新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在制度政策、技术赋能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协同发力,逐步引导国家监管体制与平台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赋能政府实现全流程监管等,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促进平台监管体系与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融合,最终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

羌族诉讼习惯法发端于大禹时代,其中,依靠人力运转的有“议话”、“转转酒”两种程序;假托神意运行的有“盟誓”、“捞油锅”、“掷骰子”、“枪击草(面)人”等神判程序。其历史演进呈现为四个阶段:独立运行(18世纪前);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介入(18世纪-19世纪中);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挤压(19 世纪中-20 世纪中);彼长此消(20世纪50年代以来)。     

Hotelling模型再探讨

文章修改Hotelling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法与利益

法与利益问题历来颇受学者关注 ,在当今提倡法制的社会背景下 ,法律作为各种利益的体现 ,如何对各种利益进行适当的调节和取舍 ,不仅是法学研究的课题 ,也是法律实践中需要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阐述有关利益的属性 ,利益观的发展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了利益对法的决定作用和法对利益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中国入世后即将面临的现状 ,分析了我国在平衡利益方面的立法缺陷和世界与中国的利益选择问题。对中国入世后对利益的选择和相应法律上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小产权房”现象透视

“小产权房”现象在我国出现并迅速蔓延,暴露出我国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其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平等权利保护、公权约束的问题,同时,还折射出法律的稳定性与法律变革、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小产权房”现象启示我国必须实行法律变革、实现民主,并进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