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已有灵,人应温情——阿城《树王》中生态因子探析

阿城"三王"系列小说之一《树王》中,从伐木故事到草木情结、从鹿的寓意到万物有灵和从人树同存到原始森林,这种以动、植物为创作基点,融汇作家的内在精神,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思想、信仰和情感,本文将从文化意义、生态关照、民间守护三个方面来试图探析小说中所蕴含的生态因子。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论亲水情结与水意象对孙犁创作的影响

亲水情结和水意象是孙犁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孙犁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场景及其相关的风情人物。与水相关的话语书写突显出孙犁创作的亲水情节和故乡情怀,水意象的柔美悠长也构成了孙犁创作追求真善美的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意向。"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     

流放与希望：澳洲的双重情结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指出,澳大利亚欧裔白人对待澳大利亚土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把澳大利亚看作流放之地,另一种将澳大利亚视为希望之地。第一种心理导致移民无法欣赏澳洲的自然风物。赖特发现,澳大利亚诗歌中澳大利亚风物缺场,出场的反而是英国风光;有些作家将澳大利亚描写成与伊甸园形成鲜明对照的荒漠之城;还有很多作家极力渲染澳大利亚自然风物的怪异性。赖特认为,只有将澳洲视为希望之地,对其产生情感认同,并积极融入新环境,欧裔作家才能大力讴歌澳洲的物候之美。     

论曹文轩小说的家园情结

曹文轩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以美丽的油麻地为故事背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小说作为他的"家园情结"的载体,表现出漂泊与放逐的强烈力量。从意象上看,曹文轩小说中的意象很多都是家园类意象;从人物上看,曹文轩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眷恋家园的人物;在叙事上,曹文轩多采用环形叙事的策略;在情感上,曹文轩对油麻地的丑恶有着温情的包容。总之,曹文轩对家园的回望乃是一种理性的、温暖的回望,正是有了这种温暖与理性,使曹文轩的小说哀而不伤,带着"甜美的忧郁"。     

论岑参的佛教情结

岑参的涉佛诗歌,充满浓厚的佛教意趣.岑氏家族的灾难以及岑参祖上与佛教的结缘,对岑参心向佛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求取功名、宏扬祖先伟业的抱负,使岑参一生奔波于仕途;世道多变,仕途坎坷,忧谗畏讥的心态和多愁善感的性格,又使岑参渴求皈依佛门,解脱世俗烦恼和精神痛苦.因此,岑参一生都处在禅心与尘惑的矛盾之中.     

社会治理与“伦理偏好”

在英雄短缺时代,很容易出现“泛英雄”行为。人们的伦理情结会把许多事情英雄化、价值化,动不动往崇高上靠。所以伦理偏好、渲染偏好、煽情偏好。浸润着公共生活。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