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1979年,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弹指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曾经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敞开了国门,融入全球化时代,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日益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力,积极树立大国形象。不知中国者,俨如“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般让人觉得悲哀。     

国际社交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意见-情感特征与媒介驱动机制

海外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中国形象融合了平台特征、技术算法和公众意见。基于媒介可供性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认知-情感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交网站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TikTok上的中国议题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呈现,结果发现：在议程呈现机制上,存在议题主导与异质取向并存的差异特征;在意见领袖与过滤机制上,个人账号占据数量优势,机构账号占据流量优势,二者互动促成意见流瀑的形成;在机器账号渗入方面,体现出政治、经济议题的强渗入性;在意见挖掘与情感分析可视化图景下,“意见孵化”“文化流量”和“情感极性”多元交叉的复杂分布样态成为平台属性划分标准的主导特征。希望对从技术、意见与情感多元角度理解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带来启发。     

集体无意识与刻意颠覆 ——《雾都孤儿》与《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犹太形象分析

狄更斯在其第二部小说《雾都孤儿》和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塑造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犹太人物形象——恶棍费金和绅士瑞亚先生。费金的肮脏丑陋、讨好巴结、吝啬贪婪以及残忍恶毒,与瑞亚的温和优雅、自尊坚定、追求平和以及同情友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背后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英国社会对犹太人的盲目偏见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反犹主义文学传统,以及丑化犹太人的典型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的狄更斯刻意进行的犹太人形象颠覆,狄更斯为自己、也为整个犹太民族进行了正名。     

郭秉文与现代大学校长形象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以其非凡的办学成就、学识和个人魅力与东南大学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这所大学的象征.郭秉文成功的校长形象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大学校长多方面内涵,这就是:首先,大学校长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其次,大学校长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大学经营者;再次,大学校长是一个善于驾驭学术全局的管理者;最后,大学校长是具有人格魅力的影响者.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略论杜甫诗中劳动妇女形象的悲剧美

以对《石壕吏》、《新婚别》、《又呈吴郎》三首诗歌来解读杜甫所塑造的老妪、新娘、寡妇三种类型的劳动妇女形象,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劳动妇女形象所体现出的一种在苦难生活中诞生的坚强生命的悲剧美。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

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在延安多次公开评价鲁迅,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鲁迅形象,并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延安知识分子乃至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