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个体书写——论严歌苓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具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性格特点,也就是既具有传统儒家文化里中国女性温柔、顺从、忍耐的特性,也具有基督式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精神,而且这两种性格特点是完全“融合于血液里”、难分彼此的.这一特征在她的《少女小渔》、《扶桑》、《金陵十三钗》几部小说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使得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涵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动人.严歌苓小说中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单纯、善良及美好人性,对于人们反思当下社会中堕落、阴暗、污浊的人性很有现实参照性;她塑造这些人物所采用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聊斋志异》仿作中女性形象论析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以后,掀起了拟晋唐小说之风,一直到清末才渐渐消减,鲁迅曾用“风行数百年,模仿赞颂者甚众”来评价《聊斋志异》仿作.清末,《聊斋志异》仿作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仿作中的女性形象真实生动,成就不亚于《聊斋志异》本身,同样具有艺术吸引力.仿作中的女子或婀娜多姿,或情感丰富,言语优雅活泼,形象热辣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人物形象内涵.     

《焦氏易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焦氏易林》作为汉代四言诗的大观,描写了众多的社会历史人物,其中女性的描写独具特色。在情感和道德的不同领域,赋予了女性不同的色彩,渗透了作者的女性观,也反映了古代女性角色的复杂内涵。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

符号在日常使用中只是思想意指对象的声音记号(音响形象).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这构成了“符号”的理论概念.在思想使用“语言”的“言语活动”中,符号是具有意指性的音响形象,其意义来自思想和事物,语言与思想和事物的三元关系是在自我意识平面上展开的.而在语言学的理论平面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不具有意指性,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联想”不是意识的能动联结,而是在社会—语言形式平面上实现的“差异性的相似性”.“符号”的理论概念作为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形象学中形象概念的内涵新探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形象就是他者形象,形象不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而是对对象的想象,形象就是想象主体的表意实践。想象主体在想象中赋予对象某种意义,这种表意实践活动又是由想象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直接控制的。因此,形象学研究的虽然是异国形象,但重点不是研究被想象的异国他者,而是处于特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想象主体。形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通过形象系统的符码化与再符码化运作,表达着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整体印象,确立想象主体对被想象的他者的优越地位。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脱离传说境界以后,黄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中华正史第一人物,凝炼成虚实之间形象,尊崇为帝王样板,供奉为华夏始祖,从而适应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巩固家天下专制局面的时代需要。北齐史家魏收充分领会司马迁思想精髓,在《魏书》首篇首句中将拓跋氏初祖认作黄帝之孙,又在《官氏志》中梳理出诸部落汉化姓氏,将黄帝推广成北朝各族共同祖先,从而体现出民族融合潮流,适应了中华文明升华趋势。又经过社会长期弘扬,黄帝历史形象终于发展成为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的人文初祖形象,原因就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英吉利民族绅士风度解析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特征,这些精神特征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具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绅士风度是把英国社会各阶层联系起来的纽带,最初只是一种社会阶层的标签,由作为制度的绅士风度演变为作为道德、信仰的绅士风度,再到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一种形象的绅士风度,是形成英国国民性、维系英国道德精神的关键.绅士风度既有所长,又有所短,形成了一种文化困境.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

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