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陶渊明《饮酒·十七》释疑

陶渊明出仕刘牢之镇军参军虽为旧说,但仍令人疑窦丛生.<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元兴二年秋冬之际服阕闲居的作品,所语"时事",所用修辞等皆契合刘牢之军政实事.<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出仕刘牢之的重要诗证,对陶渊明仕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

明代诗话作为历代诗话及明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包括本色与当行、拟体与效体、得体与失体、定体与大体、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初盛中晚与四唐辨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诗派与体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体集大成之说的有力证明,在明代诗学史和明代文体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自然之债的整体观解释

中国民法典将自然之债规定在合同编的"准合同分编",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的例外情形路径进行规制。各国法律、各历史时期对自然之债的效力认定不同,导致其一直缺乏要件衡量标准,因此自然之债的所指范围浮动不定,导致概念界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文章建议从自然之债发生原因切入,运用整体观方法解释自然之债的理论,从非债的变异、债的误认、民事之债胜诉可能性排除和裁判免除之债四方面展开分析。从而使自然之债制度从不当得利返还例外情形中独立出来,呈现更全面、更丰富的适用领域,发挥自然之债理论对合同制度、亲属制度以及民事诉讼制度等的实践指导作用。     

无必要性的必要——论海德格尔思想之Not概念的实质含义

海德格尔以罕见手法把日常德文词语Not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将其思为二重性的"必要",并以"无必要性的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术语来概括其根本所思。海德格尔的"Not之思"贯彻了其数十年的思想历程,是我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关键线索,但国际学界对此迄今一直缺乏全面研究。我们通过大量文本考证首次对海德格尔的"Not之思"展开了一种纵贯性的主题研究,纠正了既有研究的一些错失,同时也揭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隐秘起源。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