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的文学重构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在界定杜甫成都诗的基础上,以文化批评的空间理论解析"成都水文化"的历史述说;杜甫入蜀前的历史、地理、文学诸经典文本对"成都水文化"的言说;进而探讨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文学重构的特征。     

论王渔洋悼亡诗

王士稹一生三赋悼亡,写下数量众多的悼亡之作,而且别出心裁地采取七绝一体来铺陈悼亡包括的多方面内容,空前扩大了悼亡诗的容量,同时也丰富了悼亡这一诗歌类型的艺术表现力,成为悼亡诗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论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

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以元代包容的宗教政策为背景,记录了道士的日常生活、斋醮科仪,以及其与道士的交往活动,并从这一独特角度展现了元代文人与道士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马祖常诗对“仙”意象的自觉追求,营造出了澹泊空灵与奇幻瑰丽的意境,在元代涉道诗中独树一帜.     

钱锺书论“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

钱锺书谈论中国古典诗文之时,多联系西方文学,尤其是讨论“学人之诗”时与之并提比较多的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从物象与理趣、诗歌风格、修辞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比照分析.“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并不对等,但从作品和作家分析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钱锺书讨论的一部分依据.     

爱德华·泰勒宗教诗艺术管窥

爱德华·泰勒被称为是一位“旷野巴罗克”诗人.他的诗歌闪烁着宗教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光芒.他模仿邓恩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玄学派宗教诗人,将神学思想深藏于日常话语之中,用奇喻、双关、悖论等修辞手法,让诗篇充满喜乐与惊奇.《上帝的决心》和《沉思集》是泰勒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将貌似简单的旷野意象与严肃深邃的宗教主题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旷野巴罗克”诗歌创作风格.     

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

许均教授在顾正阳教授的论著《古诗词曲英译论稿〈序〉》中曾对中国古诗词英译有过这样的描述“古诗词曲翻译之难,恐怕不亚于李白在古时所感叹的蜀道之难。”正因其难,中外译者众多,译作纷呈,使古诗词英译研究领域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文拟从古诗词英译中最有争议的三个方面出发：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散体与韵体之争、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之争,对其现状作一简单分析。     

诗界革命视野中的《清议报》诗歌

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发表为界,前后期《清议报》诗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为压阵大将,后期以梁启超、蒋智由、毋暇、邱炜萲、丘逢甲、高旭等为骨干力量。《清议报》诗歌在题材题旨上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炽烈的救亡启蒙情怀、深挚的忧国忧民情结和夺目的革新图强思想光芒,大量诗篇宣扬了平权、共主、独立、自由、民权、女权等近代启蒙观念,乃至倡导破坏、暗杀、扑满、反帝等民族革命思想主张。形式方面,既重视篇幅较长、容量更大、诗体更为解放、语言通俗易懂的歌行体和歌诗,又注意保留"古风格",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较诸戊戌前的"新学诗"试验,《清议报》诗歌虽大量使用"新名词",但已无晦涩难懂之病;此前"新学诗"中大量出现的宗教性"新名词",逐渐为反映西洋近代政教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新名词"所取代。     

程颢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意趣之观照

以阐理说教、表达思致为胜的理趣诗是宋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类。然而这类诗歌容易道学气胜,诗味不足,落入言筌理路,这也通常和理学家本身追求理性和道德准则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相关。而北宋道学宗师程颢则将天人合一视为一种内心体验,追求活泼生动的自然至乐,其思想更加亲切圆通,因而诗歌也别具一格。观程颢之诗,通常存在存理以观物、应物而得趣、因趣而发理的一个循环过程,以亲切温厚之意态,不着痕迹地感动人心。这样的诗歌,既是个人道德的哲学化与艺术化,也是诗教对礼教的熔铸与陶冶,于宋代理学诗中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