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向关于“幽厉”时代的诗经学

本文论证了汉代刘向的《诗经》学。幽厉时代灾异说的提出,既是一种功戒,也是一种诗学观,或文学观。诗无通诂,即开放诗学之滥觞．以夹于厉幽中间的宣王中兴为比照,得出正变结论。说明《诗经》源于时风,且又影响于治乱。     

以美为尊——张竞生“新女性中心”论与达尔文“性择”说

一九二○年代中期张竞生提倡"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积极参与五四"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论争:"理性"与"情感"究竟孰重?这个论争是启蒙时代以来连结欧亚的跨文化现象。张竞生主张"美的社会"应以女性为中心,因女子长于"情爱"及"美趣",而男子重"理智"及"实用"。为何女性富于情感,就是未来"美的社会"的中心?究竟"情爱"与"美趣"如何产生连结?张竞生的"美的社会"概念,受到达尔文的启发。本文探讨19世纪中叶以来达尔文主义所衍生的解读,如何对现代美学、现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女性主义等,产生重大影响;张竞生并非特例。而"女性中心说"这个中文词汇,是从英文原文翻译成日文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张竞生—直接挪用的。这是一个跨文化的社会学概念,连结了欧洲、美国、日本及中国鼓吹改革两性关系的知识分子。     

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

朱谦之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中曾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他热情呼唤的"情人"人格理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朱谦之在强调"情人"行动的品格和"真"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不仅比较合理地回答了"情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为"情人"注入了"自由"、"平等"的时代之音.他对"情"的高度关注,也启迪着后人更加合理地在人的性命中安置"情"的因素.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唐五代敦煌的祆教文化

敦煌是古代亚、欧大陆陆路交通的咽喉和桥梁,西域各道"总凑敦煌",自汉代开始中亚粟特民族因商业活动不断地向敦煌迁徙,至唐五代达到高潮并建立粟特聚落。随着粟特人的不断移徙入居,祆教文化在敦煌一带兴盛。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