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探析

人性问题是个最为源远流长、争论不休的难题。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人性概念与伦理学范畴的人性概念并非同一概念；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概括不能否定伦理学意义上的性善、恶论的理论价值；从德性上探讨人性与人的本性对国家制度设计与国家治理模式有重大意义。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论戴望舒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

作为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双峰,戴望舒与卞之琳分别是主情与主知的代表人。论文着重论述了两人在精神上和内容上的相同的倾向性,肯定他们禀执着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所做出的自我超越。同时也分析了两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不同方式。并探讨戴望舒卞之琳给今天诗坛的启示。     

《道德情操论》

作者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他反对神学家用宗教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是把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这种道德情操永远植根于入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书中，作者继承了以《沉思录》为代表作的斯多葛学派的道德哲学思想，把“内心平静”而不是“物质享乐”看作人生幸福的重要标志，     

王蒙“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运用影响比较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就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多方面的继承、借鉴进行了比对分析和论述。情与政的双线交织:王蒙在构思和设置“季节”系列的主线和具体谋篇布局时,从《红楼梦》的“以兴衰为经,以情为纬”结构艺术中得到启示并加以借鉴吸收;日常生活的注重和艺术直觉的崇尚:王蒙在“季节”系列的创作中受到了《红楼梦》的“善写日常生活诸事、写得津津有味”艺术旨趣的启发、感染和影响;闲笔与陌生化手法的采用:王蒙非常欣赏《红楼梦》中的“闲笔”和“陌生化”手法,并在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基础上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手法上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时空及对象的变化而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和拓展。     

南宋景物主体性描写的篇章化与词境的另一洞天

在诗歌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先是对情与景的融合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转向作品内情与景的融合。而对作品内情与景融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景物的工具化、对象化、主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三者与其他各种手法兼容并包的相应变化不断深化发展、逐步完善、最终才走向成熟的过程。情与景的交融又恰在于主客间的彼此交融,景物的主体化使诗词意境中的情景交融成为可能,并使诗词的意境达到空灵蕴藉的高度。     

科技文化与人的形上本性

科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唤醒并培育了人的主体性,促进并实现着人的超越性,科学技术活动中真善美的统一体现了对人类自由的积极追求。因此,科技文化使人不仅在观念中而且在实践中从动物界超拔出来,它统摄着人的各种形下属性,丰富和提升着人的形上本性。     

解决母猪断奶后乏情的综合措施

母猪断奶20天后还不发情，通称为乏情。可采取综合措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