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堕风尘,志悬霄汉:《六十种曲》妓女形象特质析论

唐以前古代文学中对妓女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多种样貌,分析《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发现作者一般以闺阁规范对妓女来塑造和描写,她们表现出身堕风尘、志悬霄汉的独特性格特征。从戏曲理论、社会观念和审美取向三个角度研究发现,这种相对一致性的刻画是由明代戏曲理论情与理的调和、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传奇创作尚"奇"的审美取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以中国传统司法话语“情理”的现代再植为核心

"情理"是中国司法中的特有本土资源,"情调理处"是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传统上,地方士绅是缓冲国家与民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是"情理"演绎中的必要角色。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将其演化为现代司法"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使"情理"重新回归司法,是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有机契合的必然选择。     

真忙与瞎忙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忙的时候，已把自己忘掉，眼看的还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还是工作，便无暇算计利害金钱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

汤显祖是我国16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其人生经历了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思想矛盾。他在推崇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幻想构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伦理典范，这在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中，表现为人物于情、理之中的变化。通过分析《牡丹亭》人物由“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变为融合为一的原因。以求探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功利:第三种视角——评滋贺秀三与黄宗智的"情理-法律"之争

滋贺秀三夸大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而黄宗智在纠正滋贺秀三观点的同时也陷入了狭隘的立场.因为司法中的某些准据并不属于律例的范畴,仅仅用"法律"或者"情理"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毋宁说,是一种关于功利交换的准则.     

情感的净化与柔婉风格的形成--论浅草-沉钟社又一类创作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浅草-沉钟社以其"柔婉"风格在同期社团中显示出其独特性.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其自觉净化情感、使自然情感审美化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拉开创作主体与情感客体的审美距离,把内心情感当作对象来体验和玩味,并藉此对之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他们自觉追求情与理的统一,将哲理性探索与形象创造交融在一起,用理性制约、净化情感,从而使其创作显示出了幽婉的情感质素.     

论情理相融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高校教育的重点,本文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情理相融的教育方法,对于“两课”教师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再论孔孟儒学与腐败问题--兼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本文试图通过与郭齐勇先生的对话,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孟子>文本记述的舜的两个案例和孔孟儒学在滋生某些腐败行为方面所具有的负面效应问题,并由此阐述在当前背景下提倡"后儒家"观念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