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运用情理管理做好高校知识分子统战工作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但在新的形势下 ,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高校统战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运用情理管理是做好高校统战工作的新模式。     

略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以"理"入诗

中国古典诗歌虽以“吟咏性情”为主要特质,却并不缺少“理”的艺术构成。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理”的合法性虽曾受到质疑,但以“理”入诗则又是历代皆有的诗学现象。无论先秦、汉、魏晋、唐、宋及至明清,理性光亮在古代诗苑中一路闪耀,从未停息。随着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思的构成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程度。以“理”入诗的高层境界不失形象宛然、情韵悠长的诗性品格,而直下理语、缺乏情致的粗陋说教则多为人所诟病。     

情理冲突与矛盾合力的“共谋”——关于安娜悲剧问题的再思考

围绕安娜的悲剧问题,从情感冲突、社会矛盾、创作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安娜悲剧的主要根源、外在原因和现实呈现,指出安娜的悲剧是安娜内心中理智与感情的激烈冲突同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尖锐矛盾,以及创作主体的深刻矛盾的合力共同促成的。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意涵新探——一种基于“性-道-教”视域的诠释

历来学者们都将《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诠释为一个人的为学次序或是君子道德人格的养成,这样的诠释看似合理,实际上却与孔子之思想相悖,并存在着"偷换主语"的嫌疑。在"性-道-教"视域下,可以看到,"情"是儒家教化立论的出发点,现实世界存在的恶是因为人与外界事物相"感"而产生了"情",而"情"是否"发而皆中节",就成了善恶的关键。由发生学观之,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诗》、礼、乐皆因人之情感而产生,但又作用于人之情感。但是,三者并不是分离的状态,在教化实施的过程中,《诗》、礼、乐三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因此",兴于《诗》"侧重于人之情感教化";立于礼"侧重于人之理性教化";成于乐"强调的是人之情理融通。     

从《白鲸》中译本看词义、形象和情理选择

在文学翻译中,原作诸多形象必须力求高保真地重现在译者的头脑中.重现得是否正确明朗,是否经得起情理的检验,关键之一体现在词义的选择上,即词义体现形象,形象制约词义.曹庸先生的<白鲸>中译本对阐述词义、形象和情理的关系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从"高上心思"到历史判断——对阿罗频多"历史—心理学"的一点理解

阿罗频多看待人类社会的精神进程，是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眼光，此即精神哲学的应有之义。吾人判断历史，乃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事件为对象，其客观依据是“事理”,其主观依据是“情理”,徐梵澄先生则说之为“思心”(mind)与“情心”(heart)。二者合之，静态地说是“结构”,动态地说是“功能”,动静一如可曰“辩证的直觉与具体解悟”(牟宗三)。在阿氏的语境中，知觉性之高境涵摄知觉性之中、低境，故情、理双彰只可在“高上心思”也即“情心”中寻。阿氏认为，人(类),这一憧憬最高者，追求神圣者，他(她)不能只为“身体”而心思(动词),也不能只为“心思”(名词)而心思，应为“高上心思”乃至“超心思”而心思。这乃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