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冲突中的复杂心态     

论事理、伦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关于中国市场行为价值规范的研究

人类经济活动对象的二重性,决定了"事理"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也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情"伦理规范的历史特殊性,现代中国市场行为价值规范,又表现为"情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又由于其对现代市场行为规范具有侵蚀性和排除性的消极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依据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育发和提升出一种新型的"情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以便合理地调整和维护好中国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     

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重读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大都以悲剧告终,其原因涉及人物命运、性格及社会根源,多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情爱世界的悲情波澜。小说无论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还是对情理冲突的揭示,抑或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无奈,都有知识者对情的自我言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五四"灵的文学"的先导。     

谈古典小说批评中的“情”与“理”

情与理是我国文学批评一对重要范畴,出现于唐宋,至明清广泛运用于小说批评。面对情与理的矛盾,或主情,或主理,但以主情居多。情与理并非完全势不两立,大多数批评家追求情理相兼而相得。     

夫妻之道有三等

感情的交流，以公理正义为原则；语言的沟通，以体谅包容为雅量；人我的相处，以不违情理为自然；金钱的运用，以量入为出为正常。     

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情理冲突"之调和与深化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表达了自主的婚姻观念,但是很多作品也表达了维护"名教"的思想,因此才子佳人有风流大胆的一面,也常常处于"情理冲突"之中.才子佳人小说没有真正解决才子佳人的"情理冲突",而是通过种种方式遮蔽了这一矛盾.而<红楼梦>中的"情理冲突"无法调和,并最终演化为人物命运的悲剧.曹雪芹以人物的命运悲剧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情理冲突"的实质,表现出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与社会礼教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手段的探索

面对新世纪 ,作为高等学校德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实践证明 ,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的关键。为此提出了寓情于理 ,情理交融的教学手段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和有效措施。     

如何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之我见

正思想政治工作,对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单位经济健康发展,深化单位体制改革,维护单位内部稳定,建立和谐单位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市场化,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随之在改变,并且日趋多样化,那么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做到情理结合、言行结合、点面结合、正反结合、刚柔结合、分合结合,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诗的情理与事理

诗,要符合情之理,否则就不是好诗。但诗又不一定要符合事之理,有时越是不符合事理的诗越是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是李白的千古名句,但它不符事理。因为黄河之水并不是从天上来,而是从青海来。如果李白写成“黄河之水青海来”,完全符合事理,但却不是诗,而是地理常识了。黄河     

报主貂婵真义烈--也论貂婵兼求教于胡邦炜先生

为纾国难,为报答王允养育之恩,貂婵深明大义.心甘情愿地充当连环计的主角,貂婵形象是真实的,是情和理的综合体.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一形象的价值,从而认定为艺术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