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带”、“控引”及其他——《滕王阁序》语言美刍议

骈偶，以其独特的呈示方式，使《滕王阁序》的语言具有一种富于变化、又不失匀称的韵律美，在造境、抒情方面极尽其审美之功效。从形式规律上把握其语言特点，方可寻绎相关的情理内容。对“襟带”、“控引”二意的辨析，即是将这思维认识付诸表述的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宋代书画艺术赋研究

宋代书画艺术繁盛,书画艺术赋亦随之兴起。宋人不仅善于将书画作品体现自然与生活的细微精妙之处融入赋中,而且善于将书画艺术与精妙之理融合在一起,既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令人多了些思索与感悟。成竹在胸,取法自然,体现宋人艺术的精湛;高洁清雅,寄情翰墨,体现宋人内省的审美观照;庄禅入赋,契合儒家思想,体现宋人宠辱不惊、淡泊宁静的精神追求。跨越历史的长河,我们仍能感受到宋人对艺术的执着,感受宋人潇洒翛然的风采神韵。     

法律实践与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基于韩村土地承包费纠纷的考察

“乡村秩序何以维系”一直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通过考察韩村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土地承包费纠纷,着力探讨法律在乡村中的运作实践和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运作逻辑与农民认知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民持有整体性的权利义务观,法律则遵循局部性的权利义务观,导致双方往往对同一事实形成不同判定并产生分歧,降低了农民对法律的效果认同。法律在乡村的实践过程呈现出“运动式”特点,强制的法律只能实现对乡村一时的主导,一旦退出村庄,情理便再度兴起,由此形塑出“情理长期在场、法律间歇主导”的乡村秩序体系,在建构乡村双重治理规则空间的同时也影响着纠纷的现实走向与结果。当前村治困境部分源于国家使用法律来改造既有的乡村秩序体系,却难以保证法律的执行效果,未能建立起法律的权威,鉴于此,要建立起有效的法律执行体系,保证法律被彻底贯彻,强化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发挥。     

社会民生呼唤我法理情理正气歌——专访“全国优秀法院”睢县人民法院

题解与导读社会民生呼唤我，这是法制社会与民生时代赋予人民法院及其法官们的使命和责任；法理情理正气歌，这是营造公平社会与和谐社会而人民法院及其法官们绕不开的新课题。“十一五”期间，睢县人民法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唯恐天平现倾斜，法情之间奏和谐。激浊扬清辨善恶，水城有你天地合。他们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活的灵魂付诸司法实践，瞄准焦点，抓住特点，强攻难点，以创新求突破，以领导方式转变促进全院工作方式转变，     

“朴学”与“科学”的方法论嫁接及其误区——胡适倡导“新红学”的学术动因辨析

本文分析了胡适“新红学”之“科学方法”的具体构成与思想根源,指出胡适是将传统的乾嘉朴学的考证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思想,经过合并与嫁接,逐步构造出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方法并将之应用于红学,而此一方法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提出的虚实互融的“事体情理”观是不相适应的。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晚明爱情传奇中的情理冲突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 ,时风浸染 ,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 ,“三纲五常”的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 ,就不难发现 ,当时的传奇剧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与苦苦追求 ,己走到了绝境 ,那几乎是理学思想或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 ,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 ,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 :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 ,使其…     

论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从梁漱溟的观点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这也是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哲学家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视西方政治体系为绝对真理,无可选择地凌驾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上。这种观点令人质疑,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以“物理”或理智的行动,传教式地殖入所谓“比较高层次的文明”,无助于化解文明的冲突,相反会强化文明间的对立。只有通过“情理”的对话,即以同一层次的对话达到相互的理解,作为解决争端的基础,才能实现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彼此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