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讲 礼俗（十四）

排座次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代，主要以座位的朝向来决定尊卑。官高者居上位，位卑者处下位。秦汉以前，人们以右为尊，称为“尚右”。《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云：“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即蔺相如的位置比廉颇尊贵。“左迁”有贬官之意，如韩愈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就讲了被贬潮州的经历。     

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

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同样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至善概念，并由此推论出了上帝的存在。这种逻辑错误的重复既说明了康德本人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宗教态度，也说明了以理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之不可能     

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

在明清文学佳人形象的基本要素中,色即自然美是人的外在美,才即才能美是人的内在美,而情即情感美是贯穿于内外、流荡于心灵的人性底蕴之美.色、才、情三要素交相渗透,构成鲜明的人格美、人性美.明清文学家大量塑造佳人形象,不仅反照出文人对理想的社会人生的心灵幻设,更映射出文人对理想的至情人性的精神崇拜.但是他们从中所获得的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实现,一种浅薄的自我价值.     

蔡元培的桑梓情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其终生不渝的乡情,正是他爱国理念的一种表现.蔡元培一生为故乡绍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诸如发展地方教育、弘扬古越文化、移风易俗、表彰先烈、提携乡贤等等.其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并发扬光大.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情、事、理三种统系——王葆心文章发展史观研究

近代著名学者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体系周备,广征博引,融贯己意,对古代文章学理论具有某种集成意义。王氏从古代文体分类切入,归纳出述情、纪事、说理三种统系以展示古代文章发展轨迹。说理文远祖《易》,近宗庄周;述情文远祖《诗》,近宗屈原;纪事文远祖《书》、《春秋》,近宗《左传》、《史记》。三统之中,述情、说理或盛或衰,而纪事文“适中常存,不昌亦不衰”。两汉至清初,文章发展呈三统平排、侧注交替递进之迹,汉文三统平排,魏晋六朝侧注于述情;唐文三统平排,宋至清初侧注于说理。其中,东汉、中唐为迁转之关纽。清代桐城派兴起后,文坛由唐宋文派（方、姚）而汉魏六朝文派（刘开、曾国藩、阮元等）,进而周秦诸子文派（龚自珍、魏源）,“如倒啖蔗境而备衍之”。中国古代学术、文章同源,学术之影响于文章,有迹可循,如东汉至六朝,卜（子夏）、荀之学盛则马、杨之述情文派兴;宋至清初,曾、孟之学盛则董（仲舒）、刘（向）之说理文派兴。清代文派递进亦与学派同步,实乃宋代以来文坛侧注说理风尚的必然趋势。     

净空的佛教观探微

净空是台湾知名的当代高僧。他认为佛教是佛陀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真善美慧的教育。释迦四十九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修行就是将人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并依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和,处世修六度,遵普贤愿,归心净土。净空的佛教观中的和谐论与孝论对于建设和谐生活与核心家庭有借鉴意义。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情至说”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却神交甚厚.汤显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汤显祖说,读李氏之书如"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汤显祖之于李贽,更多的是把他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汤显祖的"情至说"与李贽的"童心说"无论是在理论基础、哲学思想上都具有相似之处,"情至说"受"童心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