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悖论:技术物性的固化与日常感性的想像

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人的存在确实需要现代经济和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和技术:如果说大众文化带有很大的技术“物性”,那么人不是物;如果说大众文化诱惑、满足、填塞着人的日常感性欲望,那么人不仅仅是日常感性的存在;如果说大众文化造就着一个市场秩序似的标准化感受,那么人是不能完全被标准化的。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具体效益还是相当复杂的。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及其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从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读谈起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人道主义解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来瓦解长久以来对马克思哲学之根本性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遮蔽。在对人道主义的解读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将阐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之问题的讨论是如何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视域而进行的,以至于任何企图将马克思哲学置于形而上学之内来理解的努力都必然会被形而上学自身的逻辑粉碎。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生存”与“自由”:“感性活动”的辩证实质与时代价值

“感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经创造性继承费尔巴哈“感性对象”原则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阐发了“感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与能动原则,赋予其三重规定：为生存资料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成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物质交往活动、为个性自由推翻现实矛盾的革命改造活动。马克思将人的“需要”机制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论证了感性活动从“生存”到“自由”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揭开了整个社会历史形成与发展之谜,确立了其哲学的实践基础,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整体超越。而对感性活动进行生存、反思与自由的当代诠释,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断找到重要哲学支撑,这既从学理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印证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特殊历史性,又在实践层面预示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性,为社会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的感性向度

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中隐含着诸多有关人类感性(审美)生成的辩证认识,这些认识总是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演变史的辩证考察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它们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的一个内在向度。对这一向度的揭示不仅标明了马克思的感性观与传统人本主义感性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三维视界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的学说,在于它以感性存在论为理论基石,以唯物史观为科学逻辑,以"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趣。从学理上澄清马克思学说科学的充分根据,对于我们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重大意义。     

论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

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需从如下三个方面阐明:其一,知性的独特性在于其构成性,知性直接与知识相关,感性只提供杂多表象,为知性提供思维的材料,理性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与经验对象无关。由此说明为何是知性而非感性或理性为自然立法。其二,"自然"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知性为自然立法"不能仅仅从知性为认识(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更重要的是知性为一切可被经验的认识对象(现象)立法。"自然"与"经验对象"是统一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是为经验对象立法。其三,关于知性如何立法的问题,直接关涉知性范畴提供规则和先验想象力的生产作用,人通过感性提供杂多表象经由知性范畴依据自身规则统合表象形成对经验对象的认知,即"感性提供表象——先验想象力——知性范畴统合——经验对象"。     

从“理解”与“解释”的区分看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理解"和"解释"的分野,一开始主要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被意识到的,其直接背景是为了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独断,凸显人文学科的独特视阈.海德格尔则真正地揭橥出这一区分的存在论含义在于:它不仅仅昭示了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的特殊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还确立了一种把握人的存在的独特领会方式.其实,后者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被折射得尤其突出,它意味着超越那种把世界当作感性对象的直观态度,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姿态,即从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初基础出发去体认和领会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和变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态度.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