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华典籍英译的诗学特色与操纵

通过对典籍中字词、句法、修辞三个层面诗学操纵的分析和研究,揭示诗学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中华典籍译介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弘扬华夏文化,促成东西交流,推进全球文化多元化,以期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胡适的旧体诗观

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大致呈现出由求学阶段的反思纠弊,到文学革命时期的批判趋新,到新文学落潮后的平心而论,再到晚年寓居美国后归于通达公允的轨迹。这种变化及其诗论中所表现的矛盾性,暗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在对待旧体诗这一文体上所遭遇的困境。因而他在看似激进的批判后,逐渐归于理性。而他在公共视野之外对旧体诗的"亲密接触",则说明他在经历了新旧诗长久的对抗后,最终走向了和解。胡适态度的转变也就成了对旧体诗存在价值的一种体认。     

《成功金言》节选(一)

《成功金言》出版于2004年,分主、副两篇,主篇是其精心搜集整理的古今中外成功人士的成功金言,包括格言、名言、妙语、警句等,副篇为作者在从事秘书成功学研究中的一些感悟。这些成功金言都是智慧的结晶、也是经验教训的概括,凝聚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具有千金不换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     

短信文学合法化与生活诗学——评欧阳文风《短信文学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得以迅速更新换代,作为文化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传播也随之出现新的现象,继网络文学这种以传播媒介为标志命名的文学现象之后,短信文学进入文学传播领域,成为文学研究不可忽视     

文学语篇翻译中有标记主位的诗学价值再现

文学翻译的追求是思想信息和诗学价值兼得。有标记性主位的运用是文学作品诗学价值的重要表现手法。有标记主位的信息突出功能、信息对比功能、句法信息功能和文体信息功能在翻译中的再现是文学作品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性别诗学角度下的宋词“帘幕”世界

"男主外"而"女主内"是中国儒家的传统礼教,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男外女内"的教化礼仪得到强化。"帘幕"可垂可卷,有着阻隔和连接内外的功能,在内外世界交接的地方,存在着双性目光的交流。"帘幕"意象由此获得性别角度上的内涵,不同性别主体探知的"帘幕"世界大相径庭:"男子作闺音时"借"帘幕"背后的女性生活表达自我心境,使词作具有"双性之美"的审美特质;女性词人则借用"帘幕"反映自身深居内院的孤独生活以及展现自己对自我角色的期待,具有"自我觉醒"意识。     

幸遇宝书当恭读——读《群书治要》的几点感悟

上世纪90年代，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进行考证、点评、标点、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习仲勋在2001年为此书亲笔题词：“古镜今鉴”；     

浅谈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感悟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部分，要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