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中国红十字会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地震救援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第一次大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机会。政府鼓励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与政府和普通的NGO相比,中国红十字会拥有自己参与重建的条件和优势,在重建中也逐步确定了自己的业务范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锤炼了中国红十字会多方面的能力,也对红十字会未来的救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益慈善的道德机理

公益慈善作为社会性的德性,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志愿性的道德行为,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维护以及道德实践困境排除的重要途径和迫切需要。从利他维度看,公益慈善是超越利己但不排除利益的利他行为,同时其是源于同情心但不排除理性的利他精神。从公德维度看,公德发展呼唤公益慈善发展,同时公益慈善与公德又是互利共生的。基于合理地回应社会问题的需要,我们对公益慈善进行道德原则设计与方式探索,这对于现代公益慈善合理性论证具有理论指导性,对现代道德实践具有现实指引价值。     

企业慈善行为(捐款和捐时)对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文献回顾表明,企业慈善行为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本土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个空白点.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挖掘企业慈善活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慈善活动提升消费者感知的企业形象,而与产品质量不相关;捐时比捐款的效果更为明显;消费者道德认同在其间起调节作用.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慈善组织的特征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但同时工业化的开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贫困现象依然严重。在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远离社会服务领域的时期,慈善组织在原有慈善事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在慈善方法、慈善领域、慈善地位等方面展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为改善贫困状况、缓和社会矛盾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投资角度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之定位分析与法律规制浅思

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需要规范的主要问题,包括主观意愿的归属、积极性的合理引导、捐赠行为的规范调整、潜在恶意违法行为的界定,以及存续机制的完善等。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专门立法,相应的法律规制一般以普通慈善捐赠行为为基础,同时根据公司法人的特殊性质加以规范,且这些制度规范并不是仅仅围绕公司慈善捐赠而展开,还要考虑该主题能否被适用,或者可能涉及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尚处于构建阶段,在行为定位、公司决策、捐赠落实等诸多具体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公司慈善捐赠的最佳定位应当是利益行为,而预判心理和效力的不确定性使之趋向于一种隐性投资,或者作为单独的投资手段。完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可通过硬性标准使公司在合理范围之内选择捐赠数额;设定利害关系人的通知程序,受赠公益组织的审慎义务,以及媒体的监督评价权;通过社会推广、信息反馈、优惠政策、环境改良等方式使公司真正理解慈善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长期、理性地自发参与;此外,还应加强对受赠人这一中间环节的监督管理。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我国慈善立法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目前慈善组织偏离其非政府组织本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代替其法人内部治理。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慈善立法中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对各种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分类,重构其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慈善视野下的受助大学生感恩问题

当前,我国的民间助学活动日益兴盛,但施惠者的助学动机比较复杂,受惠者的感恩表达也面临诸多困扰.探索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资助模式,塑造平等的现代慈善文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并进行对比,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这就说明,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