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裁量中的基本刑和刑级的量化模型

刑罚裁量的不均衡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的,而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主要原因是法定量刑幅度过大以及各种量刑情节对量刑影响的随意性.决定法定刑的客观事实情况称之为基本量刑情节,被量化的基本量刑情节对应的刑罚称之为基本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求出以基本量刑情节为自变量、以基本刑为因变量的基本量刑函数;并通过不同种刑罚之间的折算,可以建立起基本量刑情节与各种刑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把法定刑划分为幅度相对较小的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的若干刑级,并通过基本量刑函数求出与各刑级相对应的基本量刑情节,从而使法官只能根据被量化的基本量刑情节,选择与之对应的幅度较小的某一刑级进行自由裁量,有效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刑法面前如何平等——以"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为基础

现行立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实行差异保护,要检讨这种立法的合理性,须先确定人人平等的真正含义。根据合理分类理论,只要法律之目的正当,并且法律上的分类是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的,这种分类而形成的差异是符合人人平等原则的。根据一体刑的平等论,刑法上的平等要符合“报应制约上限,功利缓和下限”的要求。据此,现行刑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异性保护,符合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

西汉时，由于吕氏外戚集团的崛起，导致了西汉功臣集团发动政变彻底翦灭了吕氏集团，并将惠帝子尽数诛除改立文帝。而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不在意人臣行生杀立废之事，所以，周勃作为政变的主要责任者受到汉文帝的打击实在是顺理成章，其结果自然是“绛侯系狱”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精神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总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下司法活动作历史的考量,再现了古代司法的特定语境,演绎出司法活动的两大特点:一种情怀,任意不任法;一种悖论,锻炼成狱。封建统治者在处理法有明文规定案件时,往往基于诸多律外因素作所谓“衡平”处理,任意罗织罪名,文致于法,这种情况几乎存续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中国法律文化下的特定生成物。     

论高丽王朝对唐代流刑的变通

高丽王朝虽然模仿唐律创制了自己的法典,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唐制多有变通.以流刑的适用而言,首先,高丽王朝把流刑和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配岛"刑的刑罚体系;同时,从高丽中期开始,还出现了将流人罚为贱役、贱民的做法.其次,在高丽,与流刑同时适用的还有另外一套与流刑性质相近但为其所固有的刑罚体系--"归乡刑"和"充常户刑".这种变通实由多种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使然,其次是由社会结构及与此相伴随的身份制度所决定.     

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

在近代法律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刑律的发展趋势做了描述,所解释的是始自汉代但是兴于魏晋的引礼入法现象,具体就是用礼来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释前提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刑分离,当德、礼、政、刑从周礼中分化后,礼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法律儒家化能够准确解释西汉中期以后刑律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其内含与君权的冲突,这是法律儒家化的解释限度。从刑律及其实践来看,刑律文本的儒家化程度最高,司法实践次之,司法制度在经历儒家化后又呈现回溯法家的趋势。即使儒家化程度最高的刑律文本也包容了很多法家理念,这种现象可以用儒法融合或礼法融合来描述。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犯罪入刑的初步思考

在打击贿赂犯罪日益常态化的趋势下,贿赂形式也愈发多样、复杂,其中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现象尤甚,而现行贿赂范围的刑法规定已难以应对这一状况.由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危害社会的严重程度上存在远超财物贿赂之可能,腐败现象更易滋生了,就此,可以考虑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之中,并将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情节"标准真正运用起来,以更...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