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周希汉“戒烟记”

陈赓和周希汉之间，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年龄差异大，他们的性格更是迥然不同。陈赓是个乐天派，很爱开玩笑，几乎不分场合、对象，上至毛主席、朱总司令，下到警卫员、炊事员，他都是诙谐幽默，玩笑不断。1937年，在八路军129师386旅任旅长时，陈赓和自己的政委王新亭、参谋长周希汉的玩笑近于恶作剧的程度。     

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

作者对基诺族原始酒文化特别是现代嗜酒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嗜酒是脱胎差异的小民族在社会大转折时代出现的迷失性文化错位,是一种综合性的人类贫困问题,有碍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认为酒消费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基诺族现代酒消费的文化定位应是:健康节酒,并建议实施悖恩格尔系数递减法,把嗜酒问题作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的难题与突破口。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看上去不配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因为是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月日均为九数,双阳相重,故名重阳节。每年的重阳节都要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等等。古人诗云: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的两大叙事特征

作为丛残小语的六朝志怪小说 ,虽然处在中国小说的雏形期 ,但它却蕴涵着成为后来中国小说一系列叙事范式的胚芽。限知性叙事和客观性叙事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种叙事范式。前者的出现与运用 ,不仅是观察点易换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叙述策略的展示 ,其本质暗含着对传统“实录”原则某种程度的挑战与颠覆。后者则充分显示出被现代西方小说美学极为推崇的客观性叙事的创作理念 ,在中国小说发展之初就已初露端倪。     

姓氏、酒堂与鬼蛊指控:清水江苗人的社会结群与分类

清水江苗人结群以"姓氏""世系""酒堂""聚落"和姻亲网络为主。苗人聚落以大姓为主,拥有姓氏符号权,后来者需要改姓入族;作为开寨始祖的后裔具有祭祀权,充当鼓藏头和活路头;酒堂为血缘或拟制血缘群体,同一酒堂严禁通婚,但酒堂可以由不同姓氏、不同世系的家屋构成,同一姓氏和世系又可破姓开亲(破鼓开亲),分属不同的酒堂。苗人"鬼蛊"指控的干净与不干净之分类以"家屋"为对象,其目的在于维护"内卷化"的婚姻圈和理想的婚姻模式,即"姑舅表婚"。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陶渊明的诗化人格

作家的人格是其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 ,往往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我们在研究作品风格的时候 ,不能不关注作家的人格。只有对作家的人格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 ,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风格。探讨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及其特征 ,是深入研究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从陶渊明的作品中 ,从他的言行中 ,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情趣和胸襟 ,领悟到一种具体的人格。陶渊明自然率真平和旷达的个性特征构筑了他的诗化人格 ,即未经世俗异化的高尚贞洁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内在思想根源是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这种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任真自得和固穷守节的行为方式。他的作品中常见的酒与菊、孤松、孤云与归鸟等艺术形象组成了陶渊明诗化人格的象征系列     

罪恶之城:左拉小说中的巴黎

左拉生活在巴黎都市化走向高潮的时期,他的大部分小说或以巴黎生活为中心,或以巴黎为场景,表现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经济发展、物质满足背后人的精神空虚和道德的堕落。左拉小说中的巴黎是罪恶之城,其精神特质与人性的邪恶联系在一起。左拉运用狂欢节的意象和场面,表现了法国都市化时期人的欲望放纵和攫取金钱地位的野心,而酒作为左拉小说中影响人物性格、气质与行动的因素,则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通过对酒的自然主义及象征主义表现,左拉表现了处于“酒神”控制下的巴黎图景。左拉自然主义的人性观、理性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巴黎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