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叙事转型与新世纪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新生代和私人化两次小说叙事转型,不仅是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使然,同时也与这个时期大众文化兴起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化转向,使文学更趋边缘化。但如果人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就不会对文学的处境抱悲观态度。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高台传道者的隐遁:新时期启蒙叙事的师者形象衍变

连接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启蒙者的师者承担了20世纪文学启蒙的任务,富有意蕴的师者形象成为一种身份符号.传统师者形象具有渠道沟通、价值预设和精神导引等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强烈质询传统师者的"道统"观念,又促使承担启蒙价值的新师者的形成.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的高涨再一次突显师者功能,"标本式"、"艺匠型"和"职业型"三种形象类型呈现了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阶段性表达,传递了师者传输启蒙理念的意义和限度.作为承担启蒙价值的文学形象,当下语境中的师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何以为师"、"对谁言师"和"如何为师"这三个问题叩问了师者的存在基础、传授对象和立场姿态.     

论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构成和组合法则

本运用符号学原理，认为电视叙事的符号系统别由语言符号（声音）和非语言符号（画面）构成。语言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听觉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展开，具有历时性，并由此决定了其功能，非语言系统基本上是一个视觉系统，具有共时性，并由此决定了功能和类别是，电视叙事符号的组合受到某种法则制约，其组合法则有横组合和纵聚合，横组合通常是线性的，平面的运动，必须依照严格的次序，纵聚合是“联想式”的，垂直的运动，选择的选择现表面相似性中。     

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贾平凹长篇新著《带灯》聚焦于“乡村病”的书写.一是基于小说结构的“出走——外来”模式,阐释其视角陌生化与间距化的审美效果;二是通过带灯书信体的心灵独白,离析出农村基层问题的驳杂性与其性格组合的矛盾性;三是经由带灯“夜游症”意象分析,解构理想者的精神苦役与政治话语的游离;四是坐实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上,剥离出叙事交流的断裂性与实效性,内中探究作者叙事声音的罅隙性在场.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叙事”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叙事现象,对此"宗教文化叙事"其实比"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之类的命名更为合适。"宗教文化叙事"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它与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受到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它也与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比如宗教)的认同有关。"宗教文化叙事"的发现还有着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     

空间转移与古代情变文学叙事

从中国古代情变叙事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出,空间转移是其情变的一个重要甚至直接的因素,因此构成情变文学的叙事动力。而返乡回家、进京或发迹他乡则成为两种主要的情变模式。导致情变的空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美国新西部史学的特点析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西部史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其特点也越发明显。在研究方法上,新西部史学大量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并不断创新;在研究内容上,从原来的宏观叙事到细微叙事;在研究角度上,有了政治史、环境史、妇女史、种族史、城市史和综合史等新的角度。     

媒体人自审视域中的媒体战争

文章阐述了《手机》等电影中的媒体战争现象,并探究影片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启示意义。文章认为,媒体人电影具有寓教于乐、以身说教、多种教育模式相复合、不分种族阶层进行教育的优势,是观众认识媒体规律、掌握媒介知识、提升媒介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