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

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并最终伴随着战败而崩溃。以"明治宪法"为核心,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1900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成为其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甲午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是战时确立的决策体制;战后制订的国防方针,则是其对外军事战略。作为明治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遗产,它深刻影响着此后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军政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改变;国防方针亦经过三次修改,最终在1936年8月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世界战争战略和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侵华政策。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迅速走向全面侵华战争,恢复了"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度,并实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决策体制,推行以解决"中国事变"为名的侵华政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又推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策体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近代日本经过不断演变而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     

法家治国方略的局限性——基于“战争驱动型”解释框架的分析

法家治国方略诞生于春秋战国兼并战争的刺激。法家治国方略存在根本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提升国家能力为目标,法家以"功业"为皇权正当性基础,形成卡里斯玛权威,难以克服稳定性、可持续性均不足的问题,导致整个官僚系统核心支点不稳定。在国家认同方面,法家以国家主义为立场,导致国家目标与民众认知以及六国文化心理结构之间尖锐冲突。在法律适用领域,法家规范主义立场导致法律规范与事实不对称,其结果是秦法严苛。     

蒋桂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策略——以讨桂战争的合法性建构为中心

1929年的蒋桂战争拉开了南京国民政府集权化的序幕,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而且是宣传策略的较量。是年2月,桂军制造"湖南事变",蒋介石借机实施讨桂计划。为获取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蒋对桂方进行了负面形象的塑造。事件初期,蒋不断扩大"湖南事变",以此论证武力讨桂的合法性,并授意刘文岛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公开使用"桂系"之名。随后,蒋下讨伐令,国民党中央文件正式使用"桂系军阀""叛逆""反革命"等具有贬抑性的词汇。进军武汉时,国民党中央组织了系统的宣传与声讨,促使"桂系"之名迅速扩散。待中央军转至两广布防后,广州市党部秉承国民党中央旨意,极力论证夺取广西的必要性。蒋桂战争后,时人对"新桂系"及其罪恶形成共识,认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就是"新桂系",就是新军阀。     

对东汉时期张珰经营西域之“三策”及相关史实的分析

公元123年,北匈奴联合车师频繁侵扰汉朝河西四郡。敦煌太守张珰在朝中保守派势力占上风的情况下,勇于上书,策略性地提出解决西域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主张立即进兵蒲类海讨伐北匈奴,中策为屯驻柳中的延缓之计,下策是放弃交河城。汉朝政府经过慎重抉择,最终采纳中策。张珰三策为汉朝政府正确决策及时提供可行方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有效推动西域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引发的思考——兼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爱琴海区域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自古有之,自国家出现以后,各文明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国际关系的雏形。但国际关系学界却将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国际关系的开端,无形之中形成了非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双重历史特点。本文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引发的思考,浅议古典文明时期,爱琴海区域国际关系的特点,为摆脱维斯特伐利亚情结抛砖引玉。     

试析巴蜀汉阙整体构成的秩序之礼

巴蜀地区汉阙建筑在建筑群整体规划中具有重要位置。巴蜀汉阙整体构成的空间部署、规模等,充分反映了阙主身份,同时以不同的规格等级,凸显出汉代时期皇权至上观念和贵贱伦理观念,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的尊卑秩序之礼。     

宋代官方礼制实施情况考述——以《宋史·礼志》为中心

《宋史·礼志》所载宋代官方礼制的实施情况,包括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依据和实施情况三方面。其中,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有稳定的政局、一定的财力等,官方礼制实施的依据有祖宗旧制、前代之制等．而官方礼制实施的情况则主要有礼制与实施条件吻合、部分吻合和不吻合三种情形。     

从《乌布西奔妈妈》看东海女真人的部落战争

《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的一部英雄史诗,部落战争是其主线之一,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即以德降敌、以智克敌和宗教征服,从而具有与其他英雄史诗推崇勇武和暴力不同的特质。《乌布西奔妈妈》表现的部落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掠夺性或争夺资源的战争为主,乌布西奔执政后的部落战争则被赋予统一东海诸部,促进区域和平的性质。     

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

<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而加以解读.帝王政教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德是帝之政教典范的实践,礼是王之政教典范的总结.浑沌之死乃是礼对德的谋杀,这则寓言意味着德与礼之为典范的终结,也就是帝道与王道不再可能.<庄子·应帝王>由此传达了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意识: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已经终结,在没有帝王的新时代,政教生活如何重新开端?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