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主体性探究——对《中国思想史的写法》合理性的分析

精英和一般民众所代表的是两个层面上的"中国";"知识"和"思想"在语言层面的不同,而并非在现象本身有确切的分野;思想作为主体更多的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思想史写法的问题;语言、文字的确指性并不意味在现象界有相应的"存在物",在涉及到统合的东西时更是如此.     

浅谈涵义如何确定所指

涵义如何确定所指,一直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界和逻辑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摹状词论”认为,名称所指是由描写或反映其词汇涵义的摹状词确定的。“语境论”认为,语境是确定名称所指的决定因素。这两派理论都有其合理因素,也有其缺陷。就此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论”把握三条基本原则。     

广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分析

针对当下广告语言中,广告能指脱离商品本身,所指漂移的问题,依据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理论,借助结构主义的思想,探讨了广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激化现象.研究表明：在当下广告语言中,“能指的漂移”导致“所指的漂浮”,最后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迷失.在广告的“能指”与“所指”之中,更应保持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才不至于传播误导信息,危害社会.     

和尚也曾称“道士”

道士者何所指?现今为道教徒之称.其实在古代,道士既可泛言又可专称;作专称时,不仅指道教徒,还可指和尚. 《辞源》此条列有四义.其一是有道之士,书证为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这是泛指.其二是方士,其三是僧徒,其四才是道教徒.此三者为专门称谓词.     

“中西文化交流”之意义及其个案研究——以金岳霖为例

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当下,有必要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所指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组合概念,"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所指具有宽泛性和历史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研究时,既要进行概念层面的意义分析,又要与具体所指对象的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理清哪些历史事件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哪些不是。从而不再把西方文化单方面的输入与中华文化单方面的输出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是,为了澄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所指,就有必要把对概念的理解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     

罗兰·巴特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发展和“颠覆”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早期阶段,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追随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在早期作品中予以运用。在他的符号学历程中期阶段,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进行了细化,对个体言语展开研究,对组合和聚合进行深入探讨。在后期作品中,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其中尤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线性理论引入注目。     

索绪尔语言学视野中的诗歌语言分析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本质的论述,对诗歌语言分析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能指与所指、聚合与组合的关系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语言活动的共有机制,语言与思想、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诗歌语言的意指活动存在于语言的本质之中。空间语法是阐释诗歌语言美学特性的有效手段,语言空间分为形式空间和语义空间,在特定系统中的空间大小决定了一首诗的质量高低。     

解构主义诗学视野下的语言诗

从诞生至今,语言诗始终以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而存在。它通过对既定语言秩序的疯狂破毁制造了语词破碎、语意断裂、文体杂错的混乱局面,容易给人＂重破不重立＂的负面印象。但事实上,作为植根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先锋诗派,语言诗的＂恐怖行径＂往往在解构主义诗学的观照下方可获得合理解释并显现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所发动的语言哗变并不是纯然的文字游戏,其真实意图是要打破日益严格僵化的语言系统,重新激活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以及能动性,使文本在无限的符号链条上自由滑动,在互文性网络中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更为自由的意义建构空间。     

所指群——大众传媒背景下辽宁儿童文学的艺术新质

辽宁儿童文学在大众传媒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质素。所指群性即其文化内涵与艺术新质的主要特征,它具体表现在童年文本意涵的多元化、超文本和边缘文体的出现等方面。所指群的出现是辽宁儿童文学作家感受大众传媒、历史转型与沐浴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的必然结果,从哲学角度看,它是立体思维取代线性思维的必然。     

意义和所指的语用研究

本文论述语用学家叨年代以来对意义和所指的语用研究,指出语用学家对意义和所指的研究避免了哲学和形式语义学家将词语和语句的意义和所指着成是静态的、以为它们是词语或语句本身固有的这一不足。意义和所指的语用研究将意义的生成和所指的确立看成一种社会行为,因而十分关注话语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充分注意交际双方在动态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对意义和所指的磋商、推理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