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源清流 积学储宝——评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

发源于北美留学生之手的汉语网络文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不仅作品＂海量＂,其理论评论成果也十分＂浩瀚＂。但由于网络信息流转幻变,网络文学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源不仅容易被忽略,还庞杂繁复难以整理,亟需学术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于是,对这一学术资源察源清流、实施成果清理,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基础性工作。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完成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为我们实现了这一学术期许。     

匹兹堡学派对“所予神话”的瓦解

瓦解所予神话是匹兹堡学派的标志性成就。它由相互关联的三个步骤所构成：塞拉斯基于自然与理性的区分,瓦解了所予的基础地位。但塞拉斯本人对所予神话的否定并不彻底,他的客观主义立场最终为“所予”保留了一席之地。麦克道威尔沿着塞拉斯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他摒弃了非概念的所予,用概念化的经验作为知识的最终法庭,在瓦解所予神话的同时保留了经验主义对所予诉求的同情。布兰顿瓦解所予神话最为彻底,他不仅抛弃了非概念的所予,而且否定了麦克道威尔的经验主义运思方向,认为对于知识的唯一制约只来自语言实践共同体的规范。然而,布兰顿的所谓“实践”仍然停留在语言层面,这使他的实用主义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郭象所删《庄子》佚文概览

郭象版《庄子》删改本,比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少十九篇四万余言。从南宋王应麟到今人王叔岷,历代学者所辑《庄子》佚文共计三千余言,不及郭删四万余言的十分之一。拙著《庄子复原本》补入佚文六百余字,仅占已知佚文的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已知佚文难以补入。本文举例辨析若干佚文,以窥刘安版概貌,探究郭象删改的原因。     

《文心雕龙》差异性的异域重构——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他者是与主体相对的概念,相较主体而言,他者的显著标志就是差异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选择与翻译,既是译者个人眼光和社会群体共同想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又是一个独具创造力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期待。宇文所安破除西方对强制统一性的执迷,用自己独特的方法阐释《文心雕龙》的价值,并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重构。他的解构是...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世纪飞跃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爱民、亲民和富民的民本思想和求真务实的崇高价值追求,贯通在效用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实践和严谨科学总结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以人为本执政原则的世纪飞跃。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